菀瀆在後世已經淪落成了個小村子，黃河南流，決口不斷，改變了很多事。
不隻是愣生生造出來向內延伸百餘裏的海岸，也徹底改變了這裏的經濟條件，原本的富庶地區混成現在這樣，劉鈺心中也是感慨萬千。
在史世用陪伴下，劉鈺隻是在菀瀆鹽場稍微轉了轉，稍微和煮鹽的百姓聊了幾句，就離開了。
這裏還是用的煮鹽法，實際上曬鹽法早就技術成熟了。
想想其實也能理解，為什麼改革這麼難了。
煮鹽用的柴火、煤，以及巨大的鐵鍋，都不是窮苦的灶戶所能獨自承擔的。
這也使得朝廷有能力控製他們，因為朝廷的管理能力太次，所以隻能選擇往後退，用往後退的方式來管理。
明明早就有了曬鹽法，可是曬鹽法怎麼管呢？
控製好了柴火、煤、鍋灶，就能控製煮鹽的鹽產量，從而防止走私，才能收上鹽稅。
可要是用曬鹽法呢？難道還能像查柴禾、煤炭一樣，去查太陽嗎？
和明末的思想解禁一樣，曬鹽之類的新技術能在福建等地鋪開，不是因為朝廷主動推進進步，而是朝廷無力管轄。
而兩淮地區的鹽，太重要了，占了鹽稅的大頭，這裏朝廷也隻能選擇用這種落後的方式進行控製——因為重要，所以落後。
帝國的軟件，決定了帝國能控製的硬件上限。讓硬件要更新，帝國的軟件發現跟不上的時候，就會選擇不準硬件更新，甚至讓硬件退版本。
那些發展的地方、衝破桎梏的地方，不是朝廷不想管，而是朝廷無力管。
這種事，別人或許還要問問煮鹽的灶戶為什麼這麼苦？
劉鈺是不用問的。
作為一個在鬆江府推廣廢棄漕米實物、改收白銀稅的人，他很清楚每年收米的時候什麼樣。
米下來之後，商人就會壓價，壓到一個極低的價格。
缺錢用的時候，就會放貸，貸出一個極高的利息。
這些煮鹽的灶戶也是一樣，被鹽商所控製，壓低鹽價；需要資本買柴的時候，就放出高利息的貸款。理論上，朝廷有規定價，但凡是一旦隻是理論上，那就等於不存在。
本來明初的設計，是官方提供資本、鐵鍋、柴禾等，煮出來鹽，按照官方價格定價收購。
但朝廷沒錢，所以發紙鈔，發沒有準備金、且稅收都不收的紙鈔。
一整套朝廷全麵管控的官山海手段，明也好、順也罷，都是玩不轉的。
小生產者的邏輯從不是反對各種剝削，隻是反對自己不是剝削者，這是小農心態注定的事。
即便現在大順來改革，也很難改成全麵的朝廷控製，把這些小生產者鹽戶，弄成官方鹽場的雇工。
朝廷既要百姓能吃上鹽，也要保證能從鹽裏收到稅，這也就造就了幾乎無解的局麵。
除非大順的基層控製力達到一個驚人的高度。
但劉鈺身處黃河岸邊，想著一河之隔的對麵正在修的那條後世同等技術條件、同等鐵器工具下，一個地級市的動員和控製能力，與這個傾全國之力的動員和控製能力的慘烈對比，就明白這不過是妄想。
要推動曬鹽法改革的難題，從不是生產技術上的，而是緝私技術上的、是基層管理能力上的難題。
換一種適當鬆一些的、符合現在大順控製能力的手段，允許資本入場呢？
靠資本充足，把這些小鹽戶都擠垮，讓他們成為赤貧的無產者，為新時代的降生提前孕育呢？
略微在菀瀆鹽場做了一番考察後，劉鈺給皇帝寫了關於鹽政改革的第二封奏折。
一共兩個問題。
為什麼兩淮鹽會出現“川鹽入楚、粵鹽入湘”的走私情況？湖北和湖南，可都是兩淮的“銷售區”。
因為川鹽用天然氣煮鹽，根本不用燒柴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