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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每個人切身利益相關的謠言，傳播起來總是飛快的。
海外貿易導致的商路流動，而商路沿線恰恰又是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城鎮，而城鎮的市民階層恰恰又是最害怕這個謠言成真的，是以這個謠言傳播的速度，幾乎快要趕上朝廷的驛站加急了。
江蘇的小市民階層對於反動倒退的恐慌，源於這些年來蘇南的諸多改革。
這些改革，又都是在皇帝權衡利弊之後，認為能夠加強自身統治後許可的。
而這些種種改革，往前說，源於從明朝開始的大量海外白銀的進入，商品經濟的發展。
這是基礎。
而更近一些的基礎，則是海運的發展、運河的廢棄、海外擴張帶來的商品糧基地，以及劉鈺以此為基礎在蘇南進行的諸多改革。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征收實物漕米，漕米不會直接飛到京城，得有人運輸。
以及鬆江府收大量的實物棉布，也不可能自己飛到京城，也得有人運輸。
稅、賦、役，是要分開的。
而國稅、地方攤派，也是要分開的。
理論上的賦、役製度，和基層執行的情況，依舊還是要分開的。
劉鈺改革的方向也是很簡單。
收錢。
確保錢能買到東西。
看起來非常簡單，但實際上沒有之前二十年的積累，這就是純粹是空想。
拿從隆慶年間一直持續到崇禎末年的江南土地之爭來說，發展到兩個縣級政府互相攻訐的地步，根源是啥？
根源，黃宗羲也不顧炎武的說過這個問題，原因是“本來田為母、丁為子；而今世丁為母、田為子”。
再往前推，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原因？
因為，涉及到封建徭役、勞役。
必須要和戶籍土地做人身綁定。
再往前推，就是當初的官田、民田的區別，以及慣性之下官田大量減少之後各個縣的稅率完全不統一。
再再往前推，定都北方，江南作為經濟中心，這些物資不能通過傳送門直接送到北方，必須要有人服徭役給送過去。
就算沒有京城所需，地方上修個河堤、修個防波堤等等，也得征發勞役。
也就是說，最簡單的，讓田為母、丁為子，甚至取消丁的存在價值，隻以田征稅，就需要達到諸多前提條件。
首先，得收錢，不能收糧。
其次，錢能確保可以買到東西，物價基本穩定。而這個的前提，又是大順需要有一支海軍，和海上運輸隊，以及蝦夷遼東南洋等商品糧基地，保證糧價穩定，並且可以把江南的物資運送到京城，維係朝廷運轉。
然後，得有大量的“無業遊民”，地方上如果有什麼徭役，可以花錢雇他們來幹。
再然後，地方上得有錢。
而地方上想要有錢，就必須搞稅製改革。
搞稅製改革，反過來又需要以上作為前提。
應該說，是遼東的商品糧、南洋的稻米種植園、海軍、海貿貿易的白銀，這四項東西，堪堪支撐起來單獨一個蘇南的改革。
一直到大順徹底放棄運河，皇帝認識到錢真能買到東西之後，蘇南的改革才算是基本完成。
從隆慶年間一直扯到前幾年的土地賦稅、地丁、勞役、耕地歸哪個縣等等的一係列爭端，才算是最終解決。
當有了以上一切基礎之後，才能做到“以田為母”。
之前很多的大儒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他們想的改革方案，全是往回退——搞井田，那這實際上也就是空談。
當這一項改革完成之後，實際上才算是真正解除了蘇南地區，壓在資本萌芽頭頂的那塊硬土。
由此引發的工商業稅收改革、朝廷所需棉布以白銀貨幣訂貨反向催生手工業發展、取消諸多工商業的封建徭役、改革絲織業的官營體係下皇權無償占有勞動價值等等。
拿鬆江府的布解來說。
前朝要先征收棉布，然後派人服徭役，把這些棉布送到京城。京城那邊再克扣一下、途中再克扣一下，基層裏正又握有派役的決定權，再加上生員科舉官員的優免……理論上，後期也可以政府出錢，花錢雇役。但實際上，一來沒錢，二來給的那幾個子兒，傻吊才去呢。
是以理論上，又是要按照貧富分攤、又是要糧長征收，似乎可以很公平。
但理論上公平的事，到了基層，既是胥吏狂歡。
劉鈺則一改過去的辦法，按照朝廷所需，一年鬆江府也就征收17萬匹的布。
並不多。
稅製改革之後，收上來了稅，直接下訂單，紡織工場生產，驗貨裝船，北上天津，交割，完事。
看起來很簡單，可沒有前麵的諸多準備，實際上真就做不到。單單一個沒有南洋種植園的爪哇棉花，就可以在第一步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