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大順朝廷內真的有不少人，有點“真心誠意”地想要幫幫法國。
因為，當初跟著劉鈺搞扶桑移民、黃河改道，以及參與劉鈺跑路後李欗的邊疆鐵路、基建工業和政變的一些“既有理論、又有實踐”的老人，還沒完全死絕。
這批人心裏很清楚，這法蘭西啊，要出大事。
他們未必能夠想到激進的共和這種“在舊歐洲看來像是瘟疫”一樣的東西，或者說也未必擔心這個。
而就是很純粹地從地緣政治、經濟上解讀。法國要是真出大事了，歐洲也要徹底亂套；而歐洲一旦亂套，會因為經濟因素，把問題傳導到大順身上。
當然，這裏的“出大事”，並不是隻有“重農學派”或者“自然秩序”來背鍋。
而是說，他們的對立麵，科爾貝爾主義，實際上也是在打著“托中改製”的旗號。
並且，他們的改革，埋的雷，可比重農學派大多了。
怎麼理解這個“托中改製”呢？
因為大順現在發展的好，所以大順是對的。
問題是，大順的製度，到底是重農學派的自然秩序？還是科爾貝爾的重商主義？
因為大順現在發展的好，是世界頭號帝國。
所以要改製，肯定要托中。而本身，法國又是歐洲科爾貝爾主義的策源地，法國又有濃厚的科爾貝爾主義的傳統，這也使得反重農學派的這批人，舉著大順和科爾貝爾的雙重旗號。
簡單來說，大順這邊對法國的新國王，相當不看好。
當初劉鈺評價上一代法王，這事很多實學派的老人都知道。說路易十五純純的機會主義的頭子，你看著吧，這機會主義的毛病，改也難。
不管是當初腦子一熱就要把勝利都壓在奪取漢諾威逼英國和談上、還是後來漢諾威方向失敗又要孤擲一注造船登陸英國上，無一不體現了這種機會主義的特質。
而到後來，大順下場，法國作為一戰的戰勝國，路易十五的威望提升，準備改革，更是把這種機會主義的特質展現的淋漓盡致。
要改革，就得先動巴黎高等法院——怎麼理解這個巴黎高等法院？用個不恰當的比喻，一些故事裏，類似滿清的八王議政。不要以為頂著個高等法院的名頭，就是啥好玩意兒，這和《大憲章》之類的玩意兒類似。
然後，果然就機會主義了。還沒準備好呢，直接就把巴黎高等法院給掀了。啥啥沒準備、沒有提前布局，腦袋一熱覺得有機會，哢就給掀了。
總的來說，在大順這邊，對路易十五的評價，因著劉鈺帶的頭，不高。
但是，高不高的，相對來說的。
等到了這一代，大順這邊，對路易十六的評價，就兩字：崇禎。
愛好改革。
但是跟他媽的翻燒餅似的。
今天重農學派上，鬧出事來，擼掉，全部推倒；換上重農學派的對麵，科爾貝爾主義，鬧出事來，再擼掉，全部推倒；再換上重農學派……
改革這玩意兒，哪能跟翻燒餅似的？政策三年一換，而且一換就是直接倒過來？
這麼改，還有個不出事？
而且，這兩派，全都打著“托中改製”的旗號，弄得大順現在渾身都是屎。
如果說，重農學派的改革，用大順這邊的成語，叫“托古改製”。
那麼，科爾貝爾派打著大順旗號的改革，那純粹就是“東施效顰”。
重農學派的問題，這裏不必提了。
而科爾貝爾派的改革，則和劉鈺當初臨行之前，和李欗的那番對話，有著直接關係。
具體到更具體的東西上，鐵路。
再具體點，也和李欗當初麵臨的問題有點相似：改稅製、改土地所有製、搞均田，不敢。
而鐵路，大順這邊做了個榜樣，確實帶動了大順這些年經濟的快速發展。
所以，法國這邊也要修鐵路。
技術倒不是問題。
問題還是錢。
重農學派的改革，是要直接觸動舊勢力的利益的。
杜爾哥的改革，無論是士紳一體納糧、募役法、打消法國內部的區域性經濟、取締行會等等，無一不是觸動舊勢力的利益。而且，因為過於激進，尤其是糧食出口不限製的政策，直接導致了麵粉戰爭，是以把底層也得罪了。
翻燒餅之後。
科爾貝爾派如何才能上位？難道要繼續重農學派的改革，觸動舊勢力？
顯然不是。
上位的雅克·內克爾，看著大順的經濟發展、鐵路基建拉動的快速工業化，覺得這是一條路啊。
科爾貝爾主義，本身就是要求國家管控，或者叫官辦經濟。
同時又不想觸動舊勢力。
那麼，內克爾就提出了口號，叫“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這裏的民，顯然指代的是貴族階層，因為要把重農學派的改革翻燒餅嘛。
曆史上，是因為路易十六執意要賣頭援美。
援美，得花錢。
錢從何來？
某種程度上講，內克爾的這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還真不是吹牛。至少，在北美獨立戰爭那段期間，法國是真沒加稅，內克爾是真把錢弄到了。
咋弄的？
法國老傳統。
約翰·勞那一套：財政部直接下場搞金融詐騙，吹泡沫。雖然早晚要炸，但沒炸的時候，確實做到了“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這個泡沫咋吹的呢？
養老年金。
朝廷背書、財政部出麵：10%的年息，活一年給一年。你活十年，你就回本；你活二十年，你就大賺。你要活三十年，那你占大便宜了。
內克爾本身就是日內瓦的金融家，他私下裏給日內瓦的金融家們的許諾，更扯犢子：年息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