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是解決大順現在普遍貧困的最終良藥，但任何事情的實現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有時候，圍繞著一個長遠的目標，必要的時候可能要進兩步、退一步的。
後世伊裏奇說過，左的幼稚病問題。
實際上，這個類似的問題，在18世紀啟蒙運動中，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這種情況，可以稱之為資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
法國的重農學派就是個典型。
不是說自然秩序、國內市場、世界市場、無形之手這些東西不好——好不好是相對來說的，相對於法國的舊製度，肯定是進步的。
而是說，步子邁的太大，扯著蛋倒是小事。
更大的問題是步子邁太大，就67年重農學派對法國糧食危機的“等待自然秩序調節”的表態，隻能說他們沒被法國的底層掛樹上，那真是命大。這會激起非常劇烈的反對，甚至達成某種物極必反的效果。
仿佛，不考慮現實，隻要全麵自然秩序，一切就好起來了。而如果沒好起來，那肯定是秩序不夠自然。
這不能不說也是一種幼稚病，並且這種幼稚病一直延續。並且，很可能達成物極必反、月滿則虧的效果。
大順現在麵臨的問題，也有些類似。
這個問題，就是大順實學派的工商業的幼稚病。
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劉鈺沒出走之前，是大順的工商業起步艱難，所以要不惜代價地維係工商業的發展，讓他們成長起來。
而現在，情況和當時已經完全不同了。
的確，當時劉鈺是說過，工商業發展是解決大順普遍貧困的終極解決方法。
但是，這也得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要慢慢解決問題，而不是直接來個資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直接搞炸了。
大順和歐洲的情況很不一樣，這種不一樣不是諸如什麼人種、民族精神之類的玩意兒。而是基於物質基礎、曆史條件的不一樣。
說一個耳熟能詳的簡單的故事。
《水滸傳》裏的智取生辰綱裏，七人眾麵對楊誌，說自己是“濠州人，去東京城販棗子”。
這裏不提成書過程中的地理問題，隻說這件事本身並沒有引起任何的懷疑，亦算是可以從側麵證明，在鹽鐵會議之後，天朝內部在政策上是國內統一市場的，是可以跨越千裏販賣商品而不會有人覺得有什麼奇怪的。
但是，因為地理條件、運輸條件、以及帝國麵積廣闊等原因，使得很多商品在加上運費之後，無利可圖。
這麼說吧，後世相對於18世紀，肯定是更加的自由貿易的。
那麼，後世卻沒有人把煤，往大同運，去大同賣煤；也沒有人收一堆木材，去大興安嶺賣。
所以，可以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自由貿易在後世根本不存在嗎？因為沒有人把煤往大同賣、也沒有人把木材往大興安嶺賣。
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嗎？
某種程度上講，在鐵路建設之前，大順國內的市場就是這樣的：政策上的國內的自由貿易、現實裏因為地理因素運輸因素導致的區域性經濟。
就三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大順，比如說，關中豐收。
你從陝西收了一堆糧食，跑到江南去賣，也絕對沒人管你，更不可能說不允許這麼賣。
唯一的問題是，要不是腦子發燒、錢多到沒處花，正常人幹不出來這事。
這是大順之前的國內經濟、貿易、國內市場的問題——你哪怕說前朝大明，甚至更往前的蒙元，也沒聽說諸如限製某地不準紡織、限製某地隻能放羊不準紡呢絨。
而歐洲的情況，恰恰相反。
比如法國、比如意大利。
這裏不提法國的重農學派，那太激進了。
說個不太激進的重農修正派，倫巴第改革主義，他們的重農主義，麵向的也是“國內”林立的關卡、和各種限製、區域間的貿易限製而發出的。
要注意的是，“國”與“國”是不同的。
大順是個國。
意大利也……呃，當然，此時並不存在意大利，況且就算是說此時存在意大利，那麼意大利這個國的國內貿易，距離上最多不也是“濠州人士去東京城販棗子”的水平嗎？
也即是說：大順國內，是因為地理條件、運輸水平、交通工具的限製。使得大順在原則上，過去在國內是自由貿易的，而且是在整個歐洲都算是非常嚇人的資本自由——買賣土地，毫無限製，產權清晰，土地上幾乎沒有亂七八糟的封建權益，什麼養鴿權、狩獵權、拾穗權什麼的，全都沒有。你有本事拿到地契，《大順律》就會保護你的所有權，至於你怎麼拿到的，這個基本不管。畢竟說，《大明律》、《大順律》都有對最高利率的限製為年息36%，但是九出十三歸之類的花樣層出不窮，也壓根管不明白、管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