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後期及昭帝朝，即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一批作家去世後，將近30年的時間內，賦體文學的創作有所低落，見於記載的作家、作品較前期明顯減少。至宣帝、成帝時，文壇又重新煥發異彩。宣帝劉詢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征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文壇士氣為之一振。成帝劉驁精於《詩》、《書》，觀古文，又有感於書策的散亡，遂廣求天下遺書，詔劉向等典校經籍，這為漢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
這個時期，待詔金馬門的文學之士很多，前代文學家特別是司馬相如的成就，對西漢中後期文壇具有垂範作用和極大的吸引力。於是，文學之士呼朋引類，競相早作，推動了賦體文學的持續興盛和發展。前代作家所熱衷的苑囿、狩獵題材，仍為作家們所重視，並且不斷探求新意，創作出新的作品；其他如記祀、品物類題材的作品也層出不窮。這一時期，作家不再是單純的文學侍從。他們或為學者，或具較高的學識，好深湛之思，然而在文學創作中，對社會、人生的思考尚未同賦的諷喻、誇，飾較好地結合在一起。與此同時，前期以枚皋為代表的對興趣的追求，不以諷喻為意的創作傾向也在發展，並產生了一些較具藝術成就的作品。這個時期，較為成熟的作家，較成功的作品，比司馬相如的時代要多。其中，以賦名世並成為上述兩類傾向的代表而影響後代文壇的當推王褒和揚雄。
王褒生逢宣帝倡導文學之時。益州刺史王襄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諸詩，選好事者演唱。褒又為諸詩作傳，以釋其意。經王襄推薦，宣帝乃征褒。既至，詔褒作《聖主得賢臣頌》。王褒在作品中引述大量曆史事實，抒發了君臣際合的理想：“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與，歡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間也略寓諷喻之意。帝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每從帝畋獵，所幸，宮館，輒令褒等創作詩賦，然後品評其高下，分別予以賞賜。
在這期間，上曾社會發生了一場關於賦的社會意義乃至文學的性質的討論。很多大臣不讚同朝廷獎掖賦的創作，他們從文化的功利作用角度看問題，認為賦屬於“因迷不急”之事。然而，以宣帝為代表的桶至者卻不這樣看。宣帝認為，“賦之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喻，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常優、博弈遠矣！”（《漢書·王褒傳》）在這場辯論中，宣帝指出了某些不以諷喻為宗旨的文學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對以娛樂為旨歸的文學藝術流派給予必要的肯定。這對漢代文學乃至後世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正是在這種思潮支持下，西漢中後期一些以“辯麗可喜”為特征的賦，也取得較大的成績。
在這場論辯之際，正值太子身體欠安，善忘不樂，神情恍惚。宣帝令王褒等赴太子，宮，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作詩賦。太子尤喜王褒所作《洞簫賦》、《甘泉賦》，令後宮櫃仁、左右皆誦讀之。（《漢書·王褒傳》）《洞簫賦》是西漢文壇具有“辯麗可喜”、“虞說耳目”特點的代表作，它以善於描摹物態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品以洞簫演奏時音調的美妙和藝術感染力為中心，並從幾個不同的方麵展開描寫，力求展現這動人的藝術得以形成的原因。作品從洞簫的前身即竹管的生長環境寫起，生動地描寫了江南山川對竹的孕育，天，精，地氣的滋養；竹的周圍，孤雌呱鶴，秋蜩玄猿，嘻如悲吟，它們的感情熔鑄了竹的特殊氣質，構成了洞簫先天的感情基因。另一方麵則是洞簫演奏者的音樂天分。演奏洞簫的是盲樂師，他們因才能、感情無從抒發，便專注於這一樂器，專注於音樂。這也是構成了洞簫音樂藝術臻於極境的重要條件。作品的主幹部分是對洞簫演奏時藝術效果的描繪：
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泛濫，並報，土涵，若慈父之序子也；其妙聲，則清靜厭，順敘卑達，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悁；其仁聲則若凱風紛披，容與而施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