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到的教訓是沉重的，就是太晚了一些，我發現男女之間的關係是殘酷無情的。一直到那時候我才免遭其害。在我那個社會階層裏，隻憑本能和直覺決定人的姻緣。我戀愛過，可是不再戀愛了。人們還把這看成問題嗎？總歸是生活嘛。我的時代變了，我的世界也變了。羅莉（大概也一樣）她們在極其認真地思考她們的生活，好比鍾表匠診斷鍾表的每一嘀嗒聲。羅莉按時去看心理分析家和心理大夫，我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覺得此事好笑，有時候也看不慣。她回家時，我如果問她交代了哪些思想活動，她就會把我當做地道的可憐蟲。我真野蠻透了，居然想幹預她私生活中最隱秘的東西。可是，這也是我的私生活，為什麼勾結另外一個女人來瓜分它呢？這個女人，就是那個心理分析家。隻要羅莉穿鑿附會，分析我的一舉一動，我就感覺到這種解剖慢慢產生的作用。她給我做判決的時候，很有把握，而且瞧不起人，仿佛大人對小孩子，或者對自己馴服的動物。“朱呀，你知道你在於什麼嗎？”
我在文靜的書房裏，瞧著掛在麵前的張榮畫像，心裏湧上一股怨氣。一報還一報。揍。我自己覺得成了一頭猛獸。我就象關在籠子裏的猛獸那樣咆哮起來，不再服服帖帖地從這張凳上跳到那張凳上，而是忽然撲向馴獸人，幾下子把他撕碎。我想起我在到上海的飛機上做過夢，夢裏弄死了羅莉。做夢殺人，跟真的殺人顯得所差無幾。也許就是編劇本的這個行當逼得我在寫作過程中不得不象真的那樣去親身經曆一些虛構的場麵。這樣，我心裏又害怕起來，跟我剛到上海的時候差不多。
我居然能夠導演這樣一出戲，不是殺人犯又是什麼呢？被長江一分為二的不僅是城市。我身上也有一條長江，窄窄的，曲裏拐彎。既然在睡夢中跨過了長江，為什麼便不能變成行動呢？
我走到陽台上，瞧瞧狼狗打那兒撲出來的夾竹桃籬笆。殺害樓下三位老人的凶手，也許就是穿過籬笆逃走的。
一樁罪過在記憶裏留下的痕跡，是不是比做夢殺人更加深刻呢？
晚上，在家吃完飯，我又提出這個問題。
我老是多嘴多舌。田龐勸過我好幾次：“說話留點神。你寫慣了文章，說的話如果不象墨水寫出來的那麼重，就會說走嘴。隻有紙上的文字才是你的思想。在別處不要講。”
我不該忘記田龐的忠告，說話還是不留神。
坐在餐桌的主位上，我坐在她的右手。楊宇坐在她對麵。乾坤坐在她左手，席間，我跟他的目光交射了好幾次。他不動聲色，還幾乎帶點笑容，一副眼鏡架在他灰白的發鬢上。我和他對看了一會兒，就隻好掉頭瞧瞧，或者瞧瞧《北方周刊》的社長候文強。他坐在餐桌中間。的妻子夏曹俊，坐在我旁邊。還有一位建築師，名叫特利斯達尼，他的夫人大概叫密蕾葉，是一位醫生。這樣，席上的座客就全了。這些人彼此都認識，彼此心照不宣，一句話都不用說完，要是影射什麼，大家都笑，隻有我莫名其妙。有時候，席麵上的人都朝我看，我是比武場中央的外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