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景顏扭過頭看了看四郎，沒料到四郎會問出如此有深度的問題。
短暫梳理思路後，虞景顏解釋道：“宗教不存在先進與落後，隻是信仰方式、宗教精神有所不同，同樣的，集權與分權的對比，也不能用簡單的先進和落後來評判。
我先給你解釋一下藏傳佛教和雍仲本教吧，通過宗教的對比，你就可以理解吐蕃和象雄兩大強國在國體上的區分。
藏傳佛教，或者說佛教，信奉釋迦牟尼佛祖，主張多行好事、修來世，講究因果，佛教徒信奉的是佛法僧三寶，他們不會將一花一木一個動物當成信奉的神靈，他們就是信奉佛祖、佛法和僧眾。
但是雍仲本教不同，雍仲本教信奉的是萬物有靈，本教徒認為，世間萬物皆有靈性，他們信奉辛饒彌沃祖師，信奉本教的經典比如大藏經，但他們也信奉萬物，比如一花一木，比如一塊石頭，在本教徒看來，這些都是有靈的。
這就出現了明顯的分歧，作為統治者，他們希望看到自己的子民信奉世間萬物，還是單純信奉佛法僧呢？當然是後者，鬆讚幹布如此，他希望子民們單純信奉佛法僧，而不是信奉萬物，為什麼呢？信奉佛法僧的國民，更利於他的統治，而信奉萬物有靈的國民，不利於他的統治與集權，這也是吐蕃與象雄兩國的重要區別。
象雄分權，是部落聯邦製，十八個小國各自為政，國王李迷夏的權力有限；而吐蕃不同，吐蕃是集權，將國家大權穩穩掌握在統治者手中。
鬆讚幹布引入佛教，就是為了更加方便管理和統治吐蕃與其治下的子民，但象雄自古以來，都是信奉雍仲本教、講究無為而治，集權與分權的利弊，通過兩國的發展，是可以看出一二的。
鬆讚幹布的做法，談不上好壞，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因為，古老的象雄已經不適合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
舉個例子，漢人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曾經出現過百家爭鳴的盛況，那時候，法家、道家、兵家、墨家、陰陽家、縱橫家、儒家等諸多學派林立，各自推行著自己信仰的學說，從某種程度來看，百家爭鳴，就像多個宗教各爭長短一般，在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多個學派或者說宗教並存，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合適的。但是後來，到了漢朝，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被漢武帝大肆推行，為什麼呢？道理跟鬆讚幹布引入佛教、將佛教列為國教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方便統治者的統治，漢武帝明白，比起其他的學派，儒家思想的忠孝仁義禮智信、四書五經六藝，要更加有利於國家的統治。
可是，咱們能說儒家思想就比其他學派的思想更加先進嗎？不能這麼說，隻能說，儒家思想，藏傳佛教思想，是更加適合統治的。
咱們站在過來人的立場，從曆史角度來看，漢武帝推行儒家思想、鬆讚幹布引入佛教思想，是先進的，但這也隻是因為我們看到了他們的成就，才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當時漢武帝引入的是別的思想呢？鬆讚幹布推行的是別的學說呢？曆史會改寫，那麼今天的人們，是否比改寫曆史之前的人們更加幸福？不好說，說不好，沒有人能百分百確定。
雖然從曆史上來看，統一集權的吐蕃幹掉了分權、無為而治的象雄，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吐蕃的集權一定比象雄的分權更為先進。
我們國家，在建國後沒多久，領導人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這是不是跟春秋戰國時候自由民主的思想氛圍接近了？而且，這並不是曆史的倒退，並不是咱建國後又學習和推行兩千多年前的東西，而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是生產力和文明程度達到一定水平後，必然要走的道路，咱們都不是曆史的親曆者，隻是後來人、隻是見證者，我們沒有資格來評判究竟是哪種統治方式、哪種宗教信仰更加有利於國家的發展，隻能從現有的結果來分析，在某個曆史時段，當權者推行的宗教、思想、治國方式，是適合當時的國情的。
四郎，你問的問題很有深度，但你的問題，我隻能提出我自己的看法，給不了你準確的答案，或許，當代沒有人能夠解答這樣的問題，就像處在當今的我們，沒有資格來評判我們現在的體製一樣，隻有讓後人們來評價。你我，都是我們現在所經曆的時代的親曆者，親曆者無資格評價，唯有後來人……”
說到這裏，虞景顏感覺有些累，但他也感到很欣慰，因為四郎提出的問題，讓他深入思考了那段曆史，以及他們所處的當今時代。
四郎陷入沉默，久久沒有開口，但虞景顏知道，四郎可不是犯困了，而是在思索他說的話。
“老虞，等咱找到九眼天珠、為四郎村裏破掉詛咒後，你去大學裏麵當老師吧，我覺得以你的才華，雖然不見得能夠取得什麼成就，但沒準兒能解決你的個人問題。”陳肸開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