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稱之為蘇南模式”。很多學者用西方的經濟學名詞將這種模式稱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on）。
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5年，它依靠其公有製性質和較國有企業靈活的運行體製以及“船校好掉頭”等優勢，迅速成為全國最先進的企業模式。在溫州模式被不斷打壓的時候，蘇南模式卻因其純正而顯赫的集體性質大放光芒，這裏也因此成為中國鄉鎮經濟最活躍和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然而，到90年代中期之後，集體經濟的弊端漸漸顯露和嚴重起來，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
一是政企不分。蘇南模式的特點就是黨、政、經、社四合一，很多著名的企業都是由一個行政村整體翻牌過來的行政性公司，廠長經理與鎮長、鄉長是可以相互兼任的。這種狀況直接導致了企業經營目標的多元化，企業一旦做大就成了一個“怪胎”。
二是“產權空心化”。“人人所有，人人沒有”的產權特征使得原本靈活的企業漸漸染上了“國企病”，出現了“廠長負盈不負虧”、“窮廟富和尚”等現象。以直言而著稱的經濟學家董輔礽在考察蘇南之後，很直率地說，“誰白了，蘇南模式就是二國營。”
三是企業“政績化”。“幹部經濟”直接導致了“政績經濟”，蘇南各地為了拉抬國內生產總值，大規模地搞重複建設和惡性競爭。
四是效益大幅下滑，業績作假成風。多年以來，蘇南模式以根正苗紅而成為全國典範，其改革效應關乎諸多官員的升遷烏紗帽。於是，為了讓“經濟數字”年年上升，作假之風盛行蘇南。上海《文彙報》曾在1995年6月24日專門發表文章《不要再刮“浮誇風”》，揭露蘇南地區正在進行數字大戰，有些縣市統計的工業產值有近一半的水分，作者頗帶嘲諷意味地建議，應該向那些吹牛的蘇南幹部征收“牛皮稅”。學者惠海鳴則披露，一些被樹為“全國典型”的蘇南企業盡管效益滑坡，卻每天還要接待各地的參觀取經者，“為了接待參觀者，寧願機器空轉。那些典型企業，紙糊燈籠樣樣好，但人一走，窟窿很大，有的能放進一頭牛，有的甚至能放進一座小山。”
蘇南模式的體製困局到90年代中期已經暴露無遺，除了極少數企業靠特殊的機緣完成了產權改製之外，大多數企業仍然深陷在日漸暗淡的光環中。無錫的紅豆集團便是極少數的先行者之一。1993年，那個自比為“私生子”的周耀庭獲得當地政府的默許，開始將企業進行股權改革。他說，“一開始有人勸我多弄點股份，最好超過50%，但是我擔心這樣的話，企業的集體性質就變了，風險太大，所以最後我隻要了39%。”這39%還是徹底地改變了紅豆的命運。到2007年，周耀庭驚喜地發現，剛搞產權改革時，他的企業規模在無錫排34名，而14年後，前麵的33名都不見了。江蘇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明顯低於體製更為寬鬆和靈活的浙江。吳敬璉教授評論說，“在20世紀末的經濟波動中，它不僅僅沒有起帶頭作用，反而落在了後麵。”從1995年起，蘇南一些幹部和企業家開始悄悄往溫州跑。他們放下`身架，研究起那種陌生的、在過去還被他們嘲笑過的“非驢非馬經濟”。很快，股份合作製被引入蘇南，在宜興、無錫等地被嚐試。
到1997年，隨著產權改革浪潮日漸被中央認可，對蘇南模式的反思日漸成為主流的聲音。10月，江蘇省委書記陳煥友在江蘇省委九屆七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上說，“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蘇南模式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突出表現為所有製結構比較單一，政企權責不分，企業產權不明晰，原有的機製活力逐步減弱。集體所有製的鄉鎮企業已漸為舊體製所‘同化’，活力銳減，而且許多地方領導仍抱住蘇南模式不放，片麵強調集體性質的公有製，阻礙發展非公有製經濟。”陳煥友的這番講話被國內傳媒迅速傳播，在江蘇乃至全國引發了地震般的轟動，被認定是江蘇官員第一次對蘇南模式進行公開地反思。褒貶之聲一時四起，陳煥友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以致他不得不在幾天後的江蘇經濟高層論壇上“辟謠”，聲稱自己從未要否定蘇南模式。盡管如此，環繞在蘇南模式上的政治性光環開始日漸散去。其後幾年反思文章層出不窮，蘇南模式從開始鬆動到真正走到終點，將經曆數年的陣痛與曲折，到2002年底，在蘇難地區有93%的鄉鎮企業通過各種方式“改製”成了私營企業。
蘇南模式的終結，意味著集體經濟的一次脫胎換骨，在更廣泛的時空跨度內，它標誌著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試驗的合作製製度及後來的人民公社製度在基層經濟組織中的徹底淡出。一種更為市場化的、以產權人格化為特征的企業製度終於成為主流的企業成長模式。
亞洲金融風暴的襲來，給中國企業變革帶來的另一個意義深遠的影響是，它徹底擊碎了人們對日韓財團企業模式的膜拜，尤其是被視為仿效標杆的大宇集團的窘境讓決策層重新思考大企業的培植思路。在金融風暴中倒下的韓國著名大財團還有全韓第14大企業、第二大鋼鐵公司韓寶，第19大企業、最大釀酒商真露，第8大企業財團起亞，第12大企業漢拿集團，第24大企業三美集團，以及第34大企業代龍集團等。在1996年剛剛形成的“抓大”戰略“意外”地改弦易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