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正是一個看來全不可能的密室犯罪事件。做這件事的人，想必也不願背上偷屍罪名，所以才想出這等辦法。不過，他的如意算盤被大伯他們幾人這麼一摻和，卻落了空。第二天，來抬屍的人發現屍體失蹤，門上鐵鎖又有撬過痕跡，立刻上報，於是滿心期待著政績、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夢井底撈月一場夢的主管官員，便展開了一場滿城大搜捕。
警察可不是些吃素的家夥，他們認為偷屍的人一定是見過屍體異狀的人，也就是林家宅附近的家夥。從這些人裏找出一個開鎖高手並非難事。那個年代，人們都爭先恐後地以告密為榮。
於是，那個“開鎖高手”被找了出來。說是高手，其實他也不過是個會兩下子的小毛頭，和大伯差不多同齡，都是十幾二十歲。雖然年輕，一旦進去了，等待他的，恐怕不會比共和新路鐵牢裏的待遇低到哪裏去。因為，他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
審判結束後，考慮到他年紀還小，便被送去勞動教養改造。這一改造，就改造了八年。
大伯對此內疚非常，因為他知道這個人所經受的痛苦，都是為了逼他說出實情和同夥。
但是，大伯不敢去投案自首。因為他已經是“資本家毒瘤的後代”，如果再加上現行反革命，隻怕分分鍾就會有一顆槍子貫穿了他的腦袋，行刑的人還會找他家人索要五分錢的子彈費。
大伯又怕又糾結，無數次從輾轉反側的噩夢中被嚇醒，他夢到自己的朋友被槍斃了，又夢到自己被供了出來，也被推上主席台批鬥，戴著高高的帽子，胸前掛著一塊畫了叉叉的牌子……
那個開鎖高手在勞改所待了八年，大伯也在內疚和煎熬中度過了八年，等到這家夥不成人形地被放出來的時候，警察還是沒有從他嘴裏挖出任何一個人名。大伯去看他，他卻已經完全變了。
他隻是悶聲不吭地埋頭吃飯，有煙就抽、有酒便喝。也不罵，也不怨，就像是有著無窮的心事，又像是被人落了啞藥、成了啞子，一言不發，沉默得讓人恐懼。
沒人知道這八年來，他都經曆過何等噩夢般的牢獄生活。出來之後，他便在家裏的安排下，找了個聾啞女結了婚，生了個孩子。不巧，又趕上饑荒少糧的年代，一家三口差點在災荒時餓死。
大伯是資本家的後代，沒有勞動的機會，也就拿不到工分。在災荒時更難活下去。幸好，方言和林胤汝等人都是根正苗紅的工人子弟，時常分一點糧食接濟大伯。大伯舍不得吃，還拿去給那個人和他的一家。孩子沒奶吃，大伯就去大隊的奶牛場偷牛奶給他。這個人從來不說一句感謝，也從沒埋怨過大伯沒有站出來承認自己的“罪行”。
大伯做這些事情，也許是抱著一種贖罪的心態。要知道，在那個年代，把口糧分給別人，自己就很可能活不下去。特別是對一個“毒瘤的後代”而言。實際上，大伯就算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也無非是多一個人到監獄裏受罪而已。
但是，無論大伯做什麼，這個變得像悶葫蘆一樣的家夥，從不感謝，反而與大伯越來越疏遠。大伯每次去他家，都覺得氣氛格外壓抑，不止是這個人，就連他的孩子，也沒有一絲一毫孩童該有的活潑靈動之氣，整日悶聲不響，一副死魚眼呆愣愣地盯著大伯，讓人心裏毛骨悚然。
再過了一陣子，這個人突然搬走，沒了蹤跡。大伯長籲短歎幾天，也無可奈何。
等到文革快要結束的時候，大伯卻輾轉聽人說，這個人到了上海郊區，居然住進了一個小樓裏，一副大爺的做派，卻竟然沒有人管。但過了不久，這人和他那聾啞老婆便遭遇毒手，唯一的獨子雖然找不到屍體，卻也不知所蹤。
這些文字，也許是這本筆記裏文字最多的部分，大伯雖然寥寥數語，卻盡數倒出了心中的苦悶、內疚、彷徨和無奈。但是，我看到這裏，突然驚醒過來：
這個大伯曾經的“戰友”，這個“開鎖高手”，這個勞改了八年也沒有供出大伯的有情有義的漢子，這個從牢裏出來完全變了個人的家夥……
雖然大伯沒有說出這個人的名字，但，這個人不就是陳子奇嗎？
他曾經是林家宅附近小夥伴中的一員，1956年林家宅三十七號事件發生時，他十幾歲，1958、1959年左右被抓進去，勞動改造了八年出來，大概就是1967年。然後結婚生子，差不多2年時間，就是1969年。到了1975年文革快要結束的時候，他被達度拉組織的那個青麵小胡子的右旗使“殺死”，孤兒陳敘霖正好5、6歲左右，被左旗使收養……
所有的時間點，都能對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