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借王黼之手試行的《新青苗法》和《一條鞭法》算是黃昊在《宋道》埋下的一個伏筆，此事說起來倒也話長。
有道是畫虎畫皮難畫骨，黃昊當初為了把《宋道》這本小說寫好，可是狠狠的啃下了幾個大部頭的宋史著作，對北宋末年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等方麵有著不下於專精這麼一個級別的級別。
綜合曆代先賢查考，北宋末年的趙家王朝，所麵臨的最為之患，外也即是金國女真的崛起，而內便是“冗官”、“冗費”、“冗軍”三大弊。
所謂“冗”者，也即繁多、泛濫之意，以中國古代而論，自漢室中興（也就是三國歸晉）之後，中央集權製度從原始的粗放式管理轉變為更為疊床架屋的層級製約後，人浮於事、機構臃腫也就成為了常態，到了北宋時期這個現象尤為嚴重，官員浮濫成災始終困擾朝廷。
先來說“冗官”，以前朝唐代而論，科舉每屆至多取進士三、四十人，可到了宋朝，喊著“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趙家害怕因為取的進士不夠多，再出幾個黃巢，於是也就大開方便之門，三甲動輒便取四、五百人。
其中以宋太宗淳華二年（991年）尤甚，當年的春試（春闈）﹑秋貢連著恩科，朝廷取士總計竟達一萬七千三百人，等於隻要參加考試就能撈著一個名額，比後世正兒八經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國考而言簡直不敢想象！
此外，宋朝對宗室、親信弟子特為優寵，隨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歲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繈褓中也有官階，並領取俸祿;宗室之外，其它旁支、異姓、門客，都可以得蔭補官，每年成千上萬的人湧入官僚隊伍。
唐太宗時曾將中央政府官員從兩千多減至六百三十四人，宋仁宗時代中央內外屬官已超過一萬七千人，而北宋所轄疆域僅為唐疆域的二分之一。
此外，官員多了，並不代表朝廷的辦事效率就會得到相應的提高，宋朝的官員基本上分為兩類，一類是寄祿官，用以表示一定級別與領薪俸，這類官員基本上也就是光拿薪俸不用做事，也沒那麼多事情可以給他們做。
另外一類稱為職事官，便是負責幹活的人，但因為權職相連也向侵，為了各個部門不互相掣肘，職事官絕大多數都是獨官，也即是“令出一門”或“令出一人”，這麼做的好處當然是不回出現互相推諉和扯皮之事，是誰的責任便是誰來負責，但壞處也顯而易見，那就是此類官員在他的轄區或者職權範圍之內權力過大沒有製約，甚至為了便與自己行使權力，更大勢招攬和任用各種臨時工。
到了後來的後來，隨著官員群體繼續不斷的膨脹，許多職事官要麼也不管具體事務了，要麼就是互相之前的權責再次進入了疊床架屋的互相掣肘模式，於是朝廷為了某些政策或事物，不得不特別差派負責某事時的官員，並另行給予能夠做事的實際職務。
例如當年的老包，有那麼一個時期包拯的官號全稱是“吏部郎中、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其中吏部郎中是官，龍圖閣學士是職，知開封府才是實際職務，前兩項為空頭銜。
說起來老包還算好的，知開封府的實際工作可幹，而朝廷當中什麼某某郎中、某某大學生卻如過江之鯽一般，身上背著眾多空閑的高官充斥中央和地方政權機構，光拿俸祿不做事，財政自然漸漸負擔不起。
再來，就得說“冗軍”，也就是軍隊太多，也不說北宋末年那個“東京八十萬禁軍”的大笑話，但也說以史載的數據而論，北宋政和年間大宋京畿十五路以及各軍州、邊軍、戍邊堡寨所編兵員的總數，已經高達四百萬之多。
四百萬戰兵的武裝力量是不是很嚇人？
可實際上這些戰兵之中的超過九cd是沒有什麼卵用的戰五渣，西北被黨項人弄、東北被契丹人整，後來更是被遼東女真弄得高潮迭起，心甘情願的跪下叫爹地。
實際上，這四百萬人的武裝力量裏，也就僅有不足五十的邊軍和極少數幾隻訓練嚴苛的禁軍衛戍部隊相對有些戰鬥力，其餘八cd是宋朝以“編流入戍”（編流民入廂軍）政策製度下搞出的垃圾廂軍。
廂軍也算宋代一大特色，所謂駐州之鎮兵，名為常備軍，實是各州府和某些中央機構的雜兵。這支軍隊的人員數量巨大，戰鬥力卻極弱，大致上從事的勞役大概包括:京城的東西八作司、牛羊司、禦輦院、軍器庫、後苑造作所、後苑工匠、南北作坊、綾錦院、弓弩院、東西水磨務、東西窯務、禦廚、禦膳廚、法酒庫、油庫、醋庫、布庫等，以及開封府的步驛、馬遞鋪（騎馬遞送文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