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作了如下的解釋：
在王國的中心區和邊圍地區擁有首府和省會……力量強大，足以壓服部近地區的國王；沒有一片片泥濘的、多岩石的、凹凸不平的荒蕪的土地，也沒有陰謀家、虎狼之徒、野獸和大片的曠野……擁有肥沃的土地、礦山、樹林、成群的大象和牧場……用水不靠下雨……商品豐富多樣；能夠承擔起供養龐大的軍隊和交納繁多的賦稅的重擔；居住的農民都具有樂善好施、積極肯幹的品質……這些就是一個美好的國家所應有的優點。
無論如何，這些優點在孔雀帝國可見到一些。養護很好的公路上，成群的商人、士兵、王室信使和行乞的托缽僧往來不絕，車輛眾多，使正式的公路法成為必需。對東海岸羯陵伽的征服促進了貿易，一個海事部專門維護航道和港口。許多寺院的題詞證實了向寺院捐款的商會和行會的富有和慷慨。首都華氏城被稱為“花城”，以它的公園、公共建築物、九哩多長的河邊地和吸引國內外學生的教育製度而聞名於世。
所有這一切全靠“國王提取的六分之一”的收成來供養，不過，國王提取的收成實際上常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給農民的僅夠維持生存。法律是嚴厲的，維持秩序的手段也是無情的。軍隊號稱有70萬人，配備9000頭大象和10000輛戰車。精幹的密探無處不在，通過信使和信鴿將一連串的報告送交首都。嚴酷的刑罰在《Arthashastra》》【政治經濟理論】一書中列有18種，常用作懲罰和逼供的手段。總而言之，這是一個高效率的、嚴厲的、官僚政治的社會，充分體現了考底利耶所說的名言：“政治學是懲罰的科學。”
阿育王的統治表明，傳統型的帝國統治發生了根本而獨特的變化。他在通過特別殘忍的戰爭征服羯陵伽王國之後，內心經曆了一番變化，他在刻於岩石上的第十三條敕令中這樣寫道：
15萬人作為俘虜被帶走，十萬人被殺死，許多倍於這個數字的人死去。……為諸神所愛的羯陵伽的征服者，現感到很懊悔，感到深深的悲傷和悔恨，因為征服一個以前未被征服過的民族，包含著屠殺、死亡和放逐。……即使那些躲過災難的人也由於他們始終熱愛的朋友、熟人、同伴和親屬所遭到的不幸而極度痛苦。因之，所有的人都承受著不幸，而這，使國王的心情十分沉重。
從此以後，阿育王致力於促進和實現佛陀的教義。他渴望有一個“安全、理智、所有人內心都很平靜、溫和”的未來。他仿效波斯的統治者，將自己的敕令刻在岩石、山洞和專門建造的柱子上。這些敕命與其說是正式法令，不如說是具有國家訓誡的性質。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告誡人們發揚偉的美德樸素、同情、相互寬容和尊重各類生命。阿育王與首先考慮國家利益的考底和耶不同，他更關心的是人民。所以，他興辦了許多並不給國家帶來直接利益的公共事業醫院和國家公費治療，大路兩旁的果園和休息場所，分配施舍物給各個教派，派佛教傳教團去外國。
阿育王並不象現在某些時候所宣稱的，是印度的君士坦丁。他沒有使佛教成為國教，也沒有迫害其他教派。相反，他對婆羅門和耆那教也予以慷慨的捐助，並幫助各教各派的傑出人士。這不是宗教上的變革，而是一般態度的改變。他最強調的是寬容和非暴力主義，不僅因為這兩者是道德上合乎需要的東西，而且因為它們會促進他那龐大且複雜的帝國的和諧。這在阿育王統治期間證明是很成功的，因為他在民眾的歡呼聲中統治了長達41年的時間。但是，在他去世後的半個世紀裏，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國被消滅。
這已成為到現代為止的印度曆史的一個模式。印度與中國不同，在中國，是長期的帝國統一間隔以短暫的分裂；而在印度，則治恰相反是短暫的統一和長期的分裂。這並不是說印度就沒有統一。印度有統一，但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強調的是忠於社會秩序而不是忠於國家，正如種姓等級製度的地位比任何政治製度都要高這一點所證明的。因而，在一個範圍裏增進了統一的文化又在另一範圍裏破壞了統一。
四、侵略者、商人和傳教士
公元前2世紀初，隨孔雀帝國潰滅而起的是長達500年的混亂和黑暗。不過，在這一時期中，可以看到一個經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印度與外部世界的相互影響日趨增長，並對政治、經濟和文化諸領域產生多方麵的影響。
最初是來自希臘人的影響，希臘人在印度被稱為雅瓦納人，在亞曆山大之後的兩個世紀裏，仍是印度西北部的一支力量。如第七章第三節所述，希臘人發展了犍陀羅藝術，為印度鑄幣提供模型，而最重要的是，促進了印度與中東間的貿易。接著來的是取代希臘人，並在某些情況下進一步向南推進的一批批入侵者。被印度人稱為帕拉瓦人的帕提亞人，最早發源於裏海地區，他們先從塞琉西王朝手中奪取對伊朗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控製；然後，從約公元前140年起，一夥夥地滲入印度西北部，迫使希臘人北去，並最後占據了印度河下遊地區。
繼帕提亞人而來的是西徐亞人，即印度人所稱的沙卡人。他們在月氏人的逼迫下離開中亞，於公元前130年前後，製服大夏的希臘人，然後翻越興都庫什山脈，進入旁遮普，最後在古吉拉特定居下來。在那裏，他們與土著居民相混合，形成後來在印度曆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馬拉塔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