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年代受迫害的當然不止我們一家，就拿西村我姥爺家來說，紮紙人的，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我姥爺、我姥姥、還有我大舅都挨了批鬥。我大舅比我父親大幾歲，上學也比我父親早的多，文革的時候，他已經在上高中了，文革開始以後，學校停課回了家。
當時，他已經一邊上學一邊跟著我姥爺學紮紙人的手藝。當然了，不是我想說我姥姥姥爺的不是，就個紮紙人的手藝，還講究個傳男不傳女，兩口子愣是沒教我母親。
不過，這文革一上來，我姥爺一家四口兒，就我媽沒挨批鬥。據我媽說，他們那個村打人打的特別狠，把人逼的光上吊的就有仨，投井的倆。寫老槐樹的時候，我不是說他們村有個七十歲老頭捅死了八十歲的老頭嘛，就那個八十歲的老頭，他們村就數他心狠手黑，打人都是往死裏打的，像這種人，老天爺能叫他活到八十歲，估計就是叫他等著挨刀呢，那七十歲老頭捅了這老頭以後，到監獄裏安享晚年去了，國家一直把他養到壽終正寢。
當時，我大舅給人打的眼睛都睜不開了，導致視力下降，我姥姥左腿給人打出了毛病，最慘的是我姥爺，給人打的大口大口吐血，之後落下了內疾，一到陰雨天就胸悶、偶爾嗝血，在我不到兩歲時我姥爺就去世了。
他們村，最幸運的要數陳瞎子了，當時陳瞎子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不過陳瞎子這老家夥圓滑世故會來事兒，別人還沒打他，他自己就招了：“我對不起國家，我對不起黨，我對不起人民，我對不起全村老少爺們兒，我認罪，我該死，我活該瞎，這輩子瞎，下輩子還瞎……”
那些人一聽這話，心裏舒坦了，說陳瞎子表現好，隻把陳瞎子的竹竿子撅折了，美其名曰：斬斷牛鬼蛇神尾巴。
當時，紅衛兵好像已經分出了派係，每個派係各自為戰。在我們這裏有名的派係大致有三四個。“二七派”、“八一八”，這兩個是最老資格的派係，勢力最大，另外好像還有個“大聯合”“四一四”什麼的，這兩個派係較小。
“二七派”，本名“二七公社”，是我們河南省最大的造反派；“八一八”可能是北京的，不過在全國的影響力是最大的，源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號，這一天是毛澤東首次在北京天安門接見紅衛兵。
他們這些派係之間，唯一不同就是胳膊上帶的那個紅袖箍，當時可能叫紅袖章。二七派，胳膊上帶是“二七紅衛兵”，八一八帶的是“八一八紅衛兵”。“紅衛兵”三個字較大，居中，派係名稱字較小，居上。
打我奶奶的那些人是“二七派”的紅衛兵。
毛澤東在北京第二次接見過紅衛兵以後，九月初，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支持全國各地革命學生代表來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還支持北京學生到全國各地進行革命幫助，坐火車、吃飯，一律由國家開支，也就是說，坐火車吃飯都不要錢。
這個通知一經出台，將紅衛兵大串聯推向了最高潮，全國各地的大學生、中學生、甚至是小學生，風起雲湧，全部開始北上南下、東進西出。
打我奶奶的那幾個紅衛兵，臨走時帶走了村裏大多數年輕人，說是大串聯到北京去見毛主席，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每人帶上一個紅袖箍，拿上一本“紅寶書”滿腔激動地離開家了。
他們就這麼走了，我父親當然不甘心，喊上王思河，一路跟了過去。
我們這裏現在叫鳳泉區，過去叫北站區，過去為啥叫這個名字呢，因為我們這裏過去有火車站，京廣線，過去的火車不知道到達北京那個地方，現在一路直達北京西。
那些紅衛兵就在火車站搭的車，我父親跟王思河緊跟著他們鑽進了另一列車廂裏。
車廂裏麵，那是人山人海，全是大串聯的年輕人，每個人臉上帶的那種狂熱，是無法用任何文字來形容的，鬼神見了都要退避三舍，就連我奶奶身邊那位紅裙女子都嚇得半夜給我奶奶托夢，說到深山裏躲一躲，將來有緣再見。那棵神奇的老槐樹，文革來了以後就開始裝死，一裝就裝了十年，可見當時那種鬼神皆驚的可怕程度。
在開往北京的列車上，我父親跟王思河擠在兩節車廂之間的角落裏，想要開口跟別人說話，就得先對上毛主席語錄，例如，別人說一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你就得趕緊對一句：“會當水擊三千裏！”要是三個人在場，這個說：天要下雨，另一個說：娘要嫁人，最後一個趕緊說：由他去吧……
你要是對不上來，那你就攤上大事兒了，把你從火車上扔下去都是有可能的。
我父親跟王思河在火車上基本上不說話，就是說話，也是兩個人小聲嘀咕，絕不讓第三個人聽見。不過，車上人多，大多還是年輕人，也沒人留意他們。
那時候都是慢車，硬座綠皮車，燒煤的那種蒸汽火車頭拉著。我父親跟王思河坐了兩天三夜的火車才到達北京。離開家的時候，他們兩個每人身上帶了幾個窩窩頭，下車的時候已經吃完了。兩個人身上還帶著五毛錢，五毛錢已經算是不少了，我奶奶辛辛苦苦幹十天的活兒才能掙五毛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