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檸檬》時，作者梶井基次郎給人的印象，是個擁有近乎病態般纖細感受的文人。但本人的照片，卻和日本史教科書中的偉丈夫近藤勇神似，實在難以聯想。
“……在深沉的黑暗之中所品嚐到的安心感，到底意味著什麼呢？現在，沒有一個人可以看得到我——現在，這巨大的黑暗與我結合成唯一不變的真理——難道這就是我心中那難以言喻的情感嗎？”
《黑暗畫卷》的文章，並沒有用很難的字句，但卻很難拿捕捉到它正確的涵意。
在課堂中，針對為什麼會“不禁感到一股爽快的戰栗”及“絕望的熱情”所代表的意義，老師也煞有介事作了番說明，但是秀一並不太想深究它的意境。他懷疑這些解釋真的恰當嗎？作者不在，那又怎能確認作者真正的想法？即使八九不離十，結論大致正確，但將作品的內容單純化，許多涵義也將因此喪失，作者的意圖也遭矮化。
朝向黑暗之中……
A leap in the dark……
不知不覺間，秀一的腦子被課業以外的灰暗思考所占領。
他認為關鍵應該在技術層麵上。如何使事情不敗露行跡，甚至是如何不留下會被判決有罪的證據才是問題的重點。隻要確信能全身而退，自己當然也敢放手一搏。
良心的譴責或內疚等等，不過是空洞的字眼而已。中學二年級暑假時讀的《罪與罰》，以現代的日本生活現況來看，毫無真實性可言，既呆板又無聊。在類似的作品當中，江戶川亂步的《心理試驗》的內涵還比它高上幾級。在這個社會裏，對基督教的製式觀念或是斯拉夫民族式的憂鬱，能產生同感而加以理解的日本人能有幾個？
若要拿同性質主題的作品比較，《菊花與刀》還有趣多了。如果照本尼迪特（注③）的說法，西歐是“罪的文化”，而日本是“恥的文化”的話，那在日本即使犯罪，隻要沒被發現，就不算犯罪囉！也就是說，以民族性而言，這世界上最適合完全犯罪的民族，非日本人莫屬了。
……而且，要幹的話，現在是最有利的時期。等到三年後二十歲成年時，那可能會處以極刑。不過話說回來，即使在十七歲的現在犯罪，而少年法又突然臨時修改的話，罪行也可能會大幅加重。
要是國會真的修改少年法的話，衝進國會鬧事的少年犯罪者必定激增。
秀一想象著以“不知所措的法務省幹部”為標題的記者會上，禿頭的歐吉桑們不停的拿手帕擦汗的可笑情景。
……話說回來，已被揭發為前提而設計的計劃，未免愚蠢。要幹的話當然要以完全犯罪為目標。
放棄合理的判斷、放任情緒而亮出刀子殺人的話，那跟淺野家那些莽夫也沒兩樣。不為被留下來的人著想的話，這犯罪本身也毫無意義可言。（注④）
秀一試著想象自己就被逮捕的情景，傳播媒體一定會無視人權的死纏爛打吧，屆時母親跟遙香她們恐怕也無法在外頭走動吧。而厚顏無恥的記者埋伏在校門口，硬將麥克風推向紀子、大門、甚至是“蓋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