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上階級的情況如何，俾資互證。
中國社會在政治上之得解放於封建，較之在經濟上尤為顯明。中國之封建貴族，唯於周代見之。自所謂“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見《續文獻通考》)，實際即早已廢除。戰國而後，自中央到地方，一切當政臨民者都是官吏。官吏之所大不同於貴者，即他不再是為他們自己而行統治了。他誠然享有統治之權位，但既非世襲，亦非終身，隻不過居於一短時之代理人地位。為自己而行統治，勢不免與被統治者對立；一時代理者何必然?為自己而行統治，信乎其為統治階級；一時代理者，顯見其非是。而況做官的機會，原是開放給人人的。如我們在清季之所見，任何人都可以讀書；任何讀書人都可以應考；而按照所規定一一考中，就可做官。這樣，統治被統治常有時而易位，更何從而有統治被統治兩階級之對立?英國文官之得脫於貴族勢力而依考試任用，至今未滿百年。以此較彼，不可謂非奇跡。無怪乎羅素揭此以為中國文化三大特點之一也。
今人非有相當本錢，不能受到中等以上教育。但從前人要讀書卻極其容易；有非現在想象得到者：第一，書隻有限的幾本書，既沒有現在各門科學外國語文這樣複雜，除了紙筆而外，亦不需什麼實驗實習的工具設備。
第二，不收學費的義塾隨處可有。宗族間公產除祭祀外，莫不以獎助子弟讀書為第一事，種種辦法甚多。同時，教散館的老師對於學生收費或多或少或不收，亦不像學校那種機械規定。甚至老師可以甘願幫助學生讀書。
第三，讀到幾年之後，就可一麵訓蒙，一麵考課，藉以得到膏火補助自己深造。
那時一個人有心讀書，絲毫不難。問題不在讀書上，而在讀了書以後，考中做官卻不那樣容易。一般說，其百分比極少極少。人家子弟所以寧願走農工商各途者，就是怕讀了書窮困一生“不發達”，而並非難於讀書。所謂“寒士”、“窮書生”、“窮秀才”，正是那時極耳熟的名詞。但卻又說不定哪個窮書生，因考中而發跡。許多舊小說戲劇之所演，原屬其時社會本象。
我承認像蘇州等地方，城裏多是世代做官人家，而鄉間佃農則不存讀書之想，儼然就是兩個階級。但此非一般之例。一般沒有這種分別。“耕讀傳家”，“半耕半讀”，是人人熟知的口語。父親種地為業而兒子讀書成名，或親兄弟而一個讀書，一個種地，都是尋常可見到的事。諺語“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指此。韋布林(T.Veblen)著《有閑階級論》，敘述各處社會都有視生產勞動為賤役可恥而回避之習慣。(1)(韋布林(T.Veblen)著《有閑階級論》，胡伊默譯本第29—37頁，中華書局出版。)要知中國卻不同。雖學稼學圃皆不為孔子所許；然弟子既以為請，正見其初不回避。子路在田野間所遇之長沮、桀溺、荷艸/條丈人，顯然皆有學養之賢者，而耕耘不輟；其譏夫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更見其重視生產勞動。又天子親耕藉田，曆代著為典禮；則與賤視回避，顯然相反。許行“與民並耕”之說，非事實所能行；明儒吳康齋先生之真在田間下力，亦事實所少見。最平允的一句話：在中國耕與讀之兩事，士與農之兩種人，其間氣脈渾然相通而不隔。士與農不隔，士與工商亦豈隔絕?士、農、工、商之四民，原為組成此廣大社會之不同職業。彼此相需，彼此配合。隔則為階級之對立；而通則職業配合相需之征也。
由於以上這種情形，君臨於四民之上的中國皇帝，卻當真成了“孤家寡人”，與歐洲封建社會大小領主共成一統治階級，以臨於其所屬農民者，形勢大不同。試分析之：一、他雖有宗族親戚密邇相依之人，與他同利害共命運；但至多在中央握權，而因為沒有土地人民，即終無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