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須知這種權貴隻極少數人，其餘大多數，是否與他同利害共命運，尚難言之。像明嘉靖年間裁減諸藩爵祿米，“將軍”(一種爵位)以下貧至不能自存。天啟五年以後，行限祿法，而貧者益多，時常滋事。當時禦史林潤上言，竟有“守土之臣每懼生變”之語，是可想見。
二、他所與共治理者，為官吏。所有天下土地人民皆分付於各級官吏好多人代管。官吏則來自民間(廣大社會)，又隨時可罷官歸田或告老還鄉；其勢固不與皇帝同其利害，共其命運。
三、官吏多出自士人。他們的宗族親戚鄰裏鄉黨朋友相交，仍不外士、農、工、商之四民。從生活上之相依共處，以至其往還接觸，自然使他們與那些人在心理觀念上實際利害上相近，或且相同。此即是說：官吏大致都與眾人站在一麵，而非必相對立。
四、誠然官吏要忠於其君；但正為要忠於其君，他必須“愛民如子”和“直言極諫”。因隻有這樣，才是獲致太平而保持皇祚永久之道。愛民如子，則每事必為老百姓設想；直言極諫，則不必事事阿順其君。所以官吏的立場，恰就站在整個大局上。
隻有一種時機：他一個人利祿問題和整個大局問題，適不能得其一致，而他偏又自私而短視；那麼，他便與大眾分離開了。然此固談不到什麼階級立場。
政治上兩階級對立之形勢，既不存在；這局麵，正合了俗說“一人在上萬人在下”那句話。
秦以後，封建既不可複，而皇室仍有時動念及此者，即為其感到勢孤而自危。這時候，他與此大社會隔絕是不免隔絕，對立則不能對立。古語“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正是指出他隻能與眾人結好感，而不能為敵。而萬一他若倒台，天下大亂一發，大家亦真受不了。彼此間力求適應，自有一套製度文化之形成。安危利害，他與大社會已牽渾而不可分。整個形勢至此，他亦不在大社會之外，而與大社會為一。
一般國家莫非階級統治；其實，亦隻有階級才能說到統治。在中國看不到統治階級，而隻見有一個統治者。然一個人實在是統治不來的。小局麵已甚難，越大越不可想象。你試想想看：偌大中國，麵積人口直比於全歐洲，一個人怎樣去統治呢?他至多不過是統治的一象征，沒有法子真統治。兩千年來，常常隻是一種消極相安之局，初未嚐舉積極統治之實。中國國家早已軼出一般國家類型，並自有其特殊之政治製度。凡此容當詳論於後。這裏要點出的，是政治上統治被統治之兩麵沒有形成，與其經濟上剝削被剝削之兩麵沒有形成，恰相一致；其社會階級之不存在，因互證而益明。本來是階級之“卿、大夫、士”，戰國以後階級性漸失，變成後世之讀書人和官吏，而職業化了。他們亦如農工商其他各行業一樣，在社會構造中有其職司專務，為一項不可少之成分。此觀於士農工商四民之並列，及“祿以代耕”之古語，均足為其證明。古時孟子對於“治人”、“治於人”之所以分，絕不說人生來有貴賤階級，而引證“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之社會分工原理。可見此種職業化之傾向，觀念上早有其根，所以發展起來甚易。日本關榮吉論文化有其時代性，複有其國民性，政事之由階級而變到職業，關係於文化之時代性；然如中國此風氣之早開，卻是文化之國民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