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不像國家，第一可從其缺少國家應有之功能見之。此即從來中國政治上所表見之消極無為。曆代相傳，“不擾民”是其最大信條；“政簡刑清”是其最高理想。富有實際從政經驗，且卓著政績如明代之呂新吾先生(坤)，在其所著《治道篇》上說：為政之道，以不擾為安，以不取為與，以不害為利，以行所無事為興廢除弊。(見《呻[yín]語》）
這是心得，不是空話。雖出於一人之筆，卻代表一般意見；不過消極精神，在他筆下表出的格外透徹而已。所以有一副楹聯常見於縣衙門，說“為士為農有暇各勤爾業，或工或商無事休進此門”，知縣號為“親民之官”，猶且以勿相往來詔告民眾，就可想見一切了。
事實上，老百姓與官府之間的交涉，亦隻有納糧，涉訟兩端。河北省民間諺語，說“交了糧、自在王”，意思是：完過錢糧，官府就再管不到我(亦更無其他管製)。至於訟事，你不訴於官，官是不來問你的。不論民刑事件，通常多半是民間自了(詳後)。近代以前的西洋社會，多數人沒有自由；而昔日之中國人卻可說是自由太多——孫中山先生有此語。古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哉!”或出文人想象，未必實有此謠。然而太平有道之世，國與民更仿佛兩想忘，則是中國真情。
這種無為而治，如其不是更早，說它始於西漢總是信而有征的。當時相傳曹參為相而飲酒不治事，汲黯為太守而號曰“臥治”，如此一類有名故事可見。但我們不可就信他們隻是受黃老思想的影響。主要是因為中國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構造，於此時慢慢展開，其需要無為而治的形勢(詳第十章)，就被明眼人發見了。
前引長穀川如是閑的話“近代英國人以國家為必要之惡，而不知中國人卻早已把它當作不必要之惡”，正是指此而說的。
複次，中國之不像國家，又可於其缺乏國際對抗性見之。國家功能，一麵是對內，一麵是對外。中國對內鬆弛，對外亦不緊張。照常例說，國際對抗性之強弱似與其國力大小不無相關。然在中國，國力未嚐不大，而其國際對抗性卻總是淡的，國際對抗性盡缺乏，而仍可無害於其國力之增大。此缺乏國際對抗性，有許多事實可見。——
第一就是疏於國防。例如沿海港口，為國際重要秘密，引水權絕無委諸外人者。內河航行，允準外人充當向導，尤為世界所未聞。清光緒十年(1884)中法之役，法軍航深入閩江，即係由中國海關頒給執照之美國人引水。事載慕爾氏之國際公法，各國學者引為奇談。據說在中國海關注冊為輪船引水者，外國人約占半數。然這不過是其一端；類此不講國防之事例，大約要數出十件八件亦不難。
第二就是戶籍地籍一切國勢調查，中國自己通統說不清。這原是國際對抗的本錢家當，時時要算計檢討，時時要策劃擴充的。自家竟然一切不加清理，足見其無心於此。不知者或以為中國人頭腦知識尚不及此，那便錯了。史稱“蕭何入關，收秦圖籍”，那正是此物。其實早在先秦戰國，便已有之。不過在二千年後，倒不加講究罷了。
第三就是重文輕武，民不習兵，幾於為“無兵之國”。所以我們在第一章中，曾據雷海宗教授《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所指出之“中國自東漢以降為無兵的文化”，列以為中國文化特征之一(第十二特征)。蓋立國不能無兵；兵在一國之中，例皆有其明確而正當之地位。封建之世，兵與民分，兵為社會上級專業；中國春秋以前，合於此例。近代國家則兵民合一，全國征兵；戰國七雄率趨於此，而秦首為其代表，用是以統一中國。但其後兩千年間，不能一秉此例，而時見變態。所謂變態者：即好人不當兵；當兵的隻有流氓匪棍或且以罪犯充數，演成兵匪不分，軍民相仇之惡劣局麵。此其一。由此而馴至全國之大，無兵可用。有事之時，隻得借重異族外兵，雖以漢唐之盛，屢見不鮮，習為常事。此其二。所謂無兵者，不是沒有兵，是指在此社會中無其確當安排之謂。以中國之地大人多，文化且高於四鄰，而曆史上竟每受異族憑陵，或且被統治，詎非咄咄怪事。無論其積弱之因何在，總不出乎它的文化。看它的文化非不高，而偏於此一大問題，少有確當安排，則謂之“無兵的文化”，謂其積弱正坐此，抑有何不可?頗有學者不同意雷說(1)(對於雷氏中國無兵之說，論者多不同意，《思想與時代》月刊有張其昀教授《二千年來我國之兵役與兵製》一文，即其一。)，從曆史引出許多證據，以明其不然。其實至多不過證明常態變態相間互見，固不能把變態否認掉。中國曆史原多往複之象，盡管未曾一變到底，而變態之發見不亦盡夠嚴重了嗎?即此已盡足顯示其文化之特殊，有大可注意論究者在。在這裏則至少見出國際對抗性之特弱，與其大有可觀之國力(地大、人多、文化高)，絕不相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