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這是中國思想正宗，而顧先生所代表者正是這個。它不是國家至上，不是種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於國家種族，仿佛皆不存彼我之見；而獨於文化定其取舍。九十年前，曾、胡所以號召國人抗禦洪、楊，共討洪、楊者，就是站在此文化立場說話。(1)(太平天國之役，在洪、楊方麵所發檄文以討胡為名，標榜種族主義；而曾、胡方麵所發檄文，則據文化立場指斥對方。其原文，在近代史料可查。結果前者卒被後者消滅。蓋洪、楊宗教之幼稚，其所為多不合於固有文化意識，實為不能成事之根本。其消滅，絕非清朝能滅之也。)而太平天國之所以命定地失敗，亦正為它違反固有風教之故。三十年前，我先父亦即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滅，而不惜以身殉之。(2)(關於著者先父之事，具詳《桂林梁先生遺書》，商務印書館出版。捐生前夕，所遺敬告世人書，告兒女書等多緘，均影印在內。其要語雲：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國性蓋指固有風教。)此種衛道精神，近於宗教家之所為，卻非出於迷信而寧由於其寶愛理性之心。像共產黨為了爭求一種理想文化，不惜打破國界，其精神倒不無共同之處。
梁任公著《先秦政治思想史》，述各家思想不同，而言政治莫不抱世界主義，以天下為對象；其彀的常向於其所及知之人類以行，絕不以一部分自畫。而儒家態度則尤其分明。茲引敘於下：春秋之微言大義，分三世以明進化軌跡：第一，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第二，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第三，太平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夷狄進至於爵。Θ本Θ作Θ品Θ由Θ思Θ兔Θ網Θ提Θ供Θ線Θ上Θ閱Θ讀Θ
(見《公羊傳》注，哀公十四年）
蓋謂國家觀念僅為據亂時所宜有。“據亂”雲者，謂根據其時之亂世為出發點而施之以治也。治之目的在平天下；故漸進則由亂而升至於平；更進則為太平。太平之世，無複國家之見存，無複種族之見存。
至孟子時，列國對抗之形勢更顯著，而排斥國家主義也變更力。(中略)凡儒家王霸之辨，皆世界主義與國家主義之辨也。(《先秦政治思想史》第263—265頁）
後世讀書人之開口天下閉口天下，當然由此啟發。然不止讀書人，農工商等一般人的意識又何嚐不如此。像西洋人那樣明且強的國家意識，像西洋人那樣明且強的階級意識(這是與國家意識相應不離的)，像他們那樣明且強的種族意識(這是先乎國家意識而仍以類相從者)，在我們都沒有。中國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則身家，遠則天下；此外便多半輕忽了。
中國人頭腦何為而如是?若一概以為是先哲思想領導之結果，那便不對。此自反映著一大事實：國家消融在社會裏麵，社會與國家相渾融。國家是有對抗性的，而社會則沒有，天下觀念就於此產生。於是我有中國西洋第二對照圖。
從個人到他可能有之最大社會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