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國一直存在著的。這亦不為無理，卻是疑問亦正多。
第一，如我們在鄒平、定縣各處之所見，其土地是封建解放後的土地，其人是封建解放後的人，明白無疑。固有少數佃農雇農，不能自有其土地，而受到剝削；那隻等於近代工人之受剝削而止。所謂超經濟地強製性剝削，實未有之。此以《定縣社會概況調查》所述當地租佃情形，可為確證(見原書第629—635頁)。我不敢否認中國一直有強製剝削存在於農村的話；卻在全國之中究竟占多少，不無疑問。此種相反例證之存在，足使前項主張，失掉一半根據。
第二，封建之世耕作者隨附於土地而不得去之情形，後來中國並未見有。似不能徑以地少人稠，另外又乏出路(工商業)，即作束縛於土地看。因而所謂強製性剝削之存在，這裏又須打一折扣。——以上第一第二點，皆對那一個主要點而提出疑問。
第三，在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意識上其他聯帶而見的那些事情，按之中國或見或不見，難資判定；而大體論之，寧證明其封建已得解放(論者所以單把握一要點而立論，似即為此)。特如流行諺語“耕讀傳家”，“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之所表現者，試問世上焉得有此封建社會？
最後要指出其最嚴重的缺點，是把秦漢與東周明明不可混同之二物而強混同之。對於上麵所提兩大事實，直仿佛不看見，不肯深求其故，而漫然以封建概一切。是何足以服人?然而這在他們實亦是無法的。因為他們不承認中西可能殊途，固執著社會進化隻許在一條線上走；又迷信曆史總是在步步前進中，不知其或進或不進，原無一定。而此兩大事實，卻剛好必從下麵兩層來解釋：一、中國社會史自秦漢後，已入於盤旋往複之中(不是進步慢)；二、中國封建之解體，別有其路線，不同於西方。
前一層自然又是由後一層來的。秦漢以來之謎，恰藏在中國封建解體之特殊中，由此入手，即不難闡明一切。
我們何以看出這個竅來?因為我們既有見於中國之缺乏階級，再看到那兩大事實，便恰好互資印證而有悟。如上章所講，設若沒有階級則社會進步不可能；而階級則必資於經濟進步、文化進步、政治進步之循環推進，而一步一步得到解放。此蓋為曆史常理。現在階級缺乏的中國，其經濟長期停滯，其政治一成不變，豈非剛好一致相符而共證明其為曆史之一種變局!中國之有過封建階級，既不成問題；則此變局開端顯然就在封建之解體上。此時我們試取西洋封建之所以解體者，來與中國相勘對，應不難尋得其變化之路線。
西洋封建之所以解體者，要在經濟進步。唯工商業發達，人競逐於商業利潤產業利潤，而後乃不複費氣力在農村中，為人對人之強製剝削。這就是由經濟手段之順便，引誘得封建階級放棄其政治手段，這最為徹底。唯工商業發達，第三階級興起，領導群眾爭取個人自由，而後人對人之強製剝削乃不複行得通。這就是強迫封建階級非放棄其政治手段不可。這樣最為決定。此時政治手段雖尚有待於進一步之清除，但它絕不會翻回頭了。無疑地，這是經濟進步推進了文化和政治，使整個社會改換了一個局麵。這亦可說是通常的一條路。
再來看中國，中國社會構造當戰國之際演著劃時代的變化，至秦並天下而開一新紀元。正所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而無複多關阻、異政令，種種隔閡不通的情形。像封建之世，自上至上分若幹等級，而星羅棋布於地麵上之許多大小單位，已經削除，而全國統一於一王。王權集中，實行專製。同時，分封錫土之土地製度，亦變為土地自由買賣，任民所耕不限多少。這一變化，是什麼變化呢?假如米諾賈托夫的話不錯：“封建製度，就在於其政治關係之地域色彩，和土地關係之政治色彩”，那應該就是從封建下得其解放了。然而至解放是否亦得之於經濟進步呢?這就難講。經濟進步是有的，商品生產、貨幣經濟、都市興起、交通發達，史冊皆有可征。但求如西洋對於政治手段那所謂引誘所謂強迫者，則難得其跡象。相反地，且見出其經濟手段製勝之不徹底不決定；政治手段不時回頭。質言之，此雖亦不能不有其一定經濟條件。然不是由經濟之進而被推進者，毋寧是由文化和政治轉而影響了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