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開創，亦必為其所發揚光大。這話雖大致不錯，然須知遠在孔子之前，暨其同時，有學養之人散在民間而不仕者，或疏賤在野之賢才起而當政者，既不少見。有孔子乃有後世之士人，亦唯有這些先河，乃有孔子。孔子非突然出現，他實承先而啟後，使曆史浸浸發展到社會之丕變。士人非他，即有可以在位之資而不必在其位者是也。其有可以在位之資與貴族同，其不必定在位與貴族異。假使一天，貴族少至絕跡，而在民間此有可以在位之資者推廣增多，政治上地位悉為他們所接替，人無生而貴賤者，這就是中國封建解體之路。而春秋戰國實開其機運。一方麵春秋列國多興亡變動，他們的來源增廣，其人多。一方麵戰國霸主競用賢才，相尚以養士，他們的出路大辟。孔子恰生在春秋與戰國之間，以講學聞政為諸子百家倡，就起了決定性作用。
要知此一脈路，是有如下之理由的，當封建之世自然是武士教育(其實是文武合一)，但其後何以遽然一變文而不武，甚且陷於文弱之弊呢?此即以理性之啟，而早伏重文輕武之機於古了。士的頭腦漸啟，興趣漸移，一旦脫失於其群，即舍去舊生涯。雖舍武而就文，卻又沒有宗教那一套。且不論宗教氣氛稀薄，懷疑論(除墨家外皆懷疑派，見第六章)漸興，根本就沒有教會組織，宗教職務，及其稅收財產，可依以為生如西洋者。這些人其勢要各自分散。除少數人外，要憑借知識頭腦為生；除庸碌無能者外，要走向政治活動去。約計之為三項：一、甘於淡泊，依農工生產自食其力者。——此項自必為數甚少，然古籍卻多有可征。(1)(參看張蔭麟著《東漢前中國史綱》第六章。又《左傳》、《國語》、《國策》等書，多可考見。）
二、庸庸碌碌靠相禮授徒以糊口者。——此項為數諒不在少。
三、有才氣的則講學、聞政、遊說、行俠，或且兼營貨殖。——在此風氣下者，亦許居多數。
此第三項即封建之破壞者。他們有可以在位之資，而無其權位；所以就反對世卿，排斥任子之製，乃至君位亦要禪讓才合理想。一旦上台，使與貴族為敵，廢封建，置郡縣，以官吏代貴族。貴族浸不能世有其土其民。封建束縛下之土地人民，乃先後得到解放。雖孔子曾無意破壞封建井田，隻圖變通而理想化之。然而此時幾個主要角色，如李悝、吳起、商鞅等，卻竟是他的再傳三傳弟子。而一向公族無權，遊士擅政，如三晉秦楚者，其宗法根基既薄，封建勢力不固，亦就著手最先，或完成較早。至秦並天下，遂竟全功。其事非此所及縷述。然從一切載籍中，很可看出那些在列國之間往來奔走不休，和聚在一起“不治而議論”的各種場合，正是一代社會大變革之醞釀發酵所在。而一個個得其君者，或為相，或為守，均得出其平素所懷以施於實際。在他們或不過圖富圖強，寧知曆史任務即不覺完成於其間。作為當時之大關鍵者，則盛及一時的講學，和大規模的養士是也。(1)(《飲冰室合集》內文集第四冊梁任公亦有論中國封建解體不同於外國之一段話，錄此參考：(上略)歐洲日本封建滅而民權興，中國封建滅而君權強，何也?曰，歐洲有市府，而中國無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國無有也。(中略)近世歐洲諸新造國，其帝王未有不憑借市府之力而興者。然則歐洲封建之滅，非君主滅之，而人民滅之也。(中略)日本明治維新，主動者皆藩士。諸藩士各挾其藩之力，合縱以革幕府，而獎王室。及幕府既倒，知不可以藩藩角立，乃胥謀而廢之。然則日本封建之滅，非君主滅之，而藩士滅之也。(中略)中國不然。興封建者，君主也；廢封建者，亦君主也。以封建自衛者，君主也；與封建為仇者，亦君主也。封建強，則所分者君主之權；封建削，則所增者君主之勢。(中略)論者知民權之所以不興，由於為專製所壓抑，亦知專製所以得行，由於民權之不立邪?不然，何以中國封建之運之衰，遠在歐洲之先，而專製之遠長，反遠在歐洲之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