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社會這塊土地，不適於資本主義之滋生茁長，這是沒有疑問的。但若人們在經濟上的進取心根本缺乏了，不亦是社會上一大危機嗎?這卻又從職業分途之一方麵，可得其救濟。一個人生在階級社會裏，其一生命運幾乎就已決定了。特別是封建社會為然，而資本社會亦不例外。農奴固然不能轉為貴族，勞工亦難得作資本家。他們若想開拓自己前途，隻有推翻這種秩序，隻有大革命。但在中國這職業分途的社會，便不然。政治上經濟上各種機會都是開放的。一個人為士為農為工為商，初無限製，盡可自擇。而“行行出狀元”(諺語)，讀書人固可致身通顯，農工商業亦都可以白手起家。富貴貧賤，升沉無定，人人各有前途可求。雖然亦有有憑借與無憑借之等差不同，然而憑借是靠不住的。俗語說得好：“全看本人要強不要強。”所以進取心，在這裏恰好又普遍得到鼓勵。倫理本位就是這樣藉職業分途為配合，得以穩穩行之二千餘年，得以通行到四方各處。不然，是不行的。
中國社會之所以落於職業分途者，主要是因為土地已從封建中解放，而生產則停留在產業革命以前，資本之集中壟斷未見。此時從生產技術言之，小規模經營有其方便，大規模經營非甚必要。同時，又沒有歐洲中世那樣的行會製度(基爾特)。於是社會上自然就隻是些小農小工小商，零零散散各為生業了。馮友蘭先生所謂“生產家庭化”，所舉一家子石印館，一家子鐵匠鋪之例，正指此。無論種田、作工或作買賣，全靠一家大小共同努力，俗所雲“父子兵”，天然成為相依為命的樣子。中國人常愛說“骨肉之情”、“手足之情”，蓋其事實有如此者。此即倫理情誼由職業分途而得鞏固加強。反之，若在階級社會便不然。像近代大工廠大公司，將一家大小拆散為男工、女工、童工，各自糊口，幾乎不必相幹，固不必說。即在中世紀，亦無合一家大小以自營生業者其事，而是生活於集團之中，有異乎倫理之相依。更且縱著有集團與集團之分，橫著有階級與階級之分。其分離對立相競相克之勢，掩沒了人生互依關係，尤使倫理觀念難以發生。
中國不是沒有行會，卻不像歐洲那樣竟為堅實之集團，正為重心分寄於各家庭家族了。因其不成集團，所以在師徒東夥之間，又為倫理之相依。它可能有私人恩怨，各個不同；卻沒有從行會分化出之階級對立，如歐洲之所見者。階級隻是集團間的產物，於此又可證明。近代工業社會，勞資兩方相維以利，相脅以勢，遇事依法解決，彼此不發生私人感情。而此則師徒東夥朝夕相處，可能從待人厚薄、工作勤惰上，彼此深相結納。在勞資兩方必不同一立場共一命運者，而在此可能同甘苦共患難。蓋階級對立之勢成，則倫理關係為之破壞。反之，階級分化不著，則職業各營乃大有造於倫理。又因富貴貧賤升沉無定，士農工商各有前途可求，故有家世門祚盛衰等觀念。或追念祖先，或期望兒孫，父詔其子，兄勉其弟，皆使人倍篤於倫理，而益勤於其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