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人類社會秩序，最初形成於宗教。其後，乃有禮俗、道德、法律等，陸續從宗教中孕育分化而出。於此四者之間，若者早，若者遲，若者分，若者合，若者輕，若者重，各方文化表現不同。離開宗教而有道德，在中古西洋殆難想象；離開法律而有秩序，在近代國家彌覺希罕。然而在舊日中國卻正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禮俗代法律，恰與所見於西洋者相反。道德存於個人，禮俗起自社會；像他們中古之教會，近代之國家，皆以一絕大權威臨於個人臨於社會者，實非中國之所有。
先就後一層來說。外國人上法庭如同家常便飯，不以好訟為嫌。中國人則極不願打官司，亦很少打官司。親戚朋友一經涉訟，傷了感情，從此便不好見麵。在歐美律師為上等職業，在中國則訟師乃為眾人所深賤而痛惡。往時一個人若打過官司，便被人指目說“這是打過官司的人”，意若雲“這人不好招惹”，或“這人品行可疑”。諺語有“餓死不作賊，屈死不告狀”，其嫌惡拒絕之情，不獨外國人難了解，抑亦非今日中國人所了解。為什麼如此不同?這就為他們生活於團體之中，一切靠團體，而我們則非。凡團體必有其法。試回溯中古來看，處處團體莫不各有其法及法庭：國王有法庭，教會還有其法庭，鄉村有法庭，都市更有其法庭，乃至各行會亦且自有法庭。在一團體內，人們彼此間有了問題，當然上法庭解決，豈有他途?是法律皆有強製性。不過到了近代，這強製卻集中統一於唯一之強大團體(國家)罷了。我們的曆史發展，有異乎此(如前各章所論證)。倫理社會原非團體，那種基於情義的組織關係，隻可演為禮俗而不能成法律，第六章已詳。二千餘年來，雖迫於事實，要它成一個國家，卻總難使此倫理社會扭轉到階級武力的地域統治——總不像國家。除近年來受西洋潮流影響引起變化，今後如何歸結，非此所論。就過去看，它自己早不能再有“團體權力”、“個人權益”一類觀念發生(這等於另起爐灶)。而隻能本禮俗以設製，融國家於社會。其組織結構根本寄托在禮俗上，而不著見於法律。法律這樣東西，它幾乎可說沒有。其自古所謂法律，不過是刑律，為禮俗之補充輔助，不得已而用之。傳統思想，貴德而賤刑。強製力在中國，是不被尊重的。它隻是迫於事實不能不有之，乃至不能不用之，然論其本旨，則是備而不用的。事實上亦很少用。此可分兩麵言之。
第一，民間糾紛(民事的乃至刑事的)，民間自了。或由親友說合，或取當眾評理公斷方式，於各地市鎮茶肆中隨時行之，謂之“吃講茶”。其所評論者，總不外情理二字，實則就是以當地禮俗習慣為準據。亦有相爭之兩造，一同到當地素孚眾望的某長者(或是他們的族長)麵前，請求指教者。通常是兩造都得到一頓教訓(倫理上原各有應盡之義)，而要他們彼此賠禮，恢複和好(此原為倫理目的)。大約經他一番調處，事情亦即解決。此外奸情盜案，宗族鄉黨自為處分，固非國法所許可，卻是偏僻地方一般皆如此。此原不足為禮俗之效，卻見出法律之力達不到民間，人民自生自滅，無所需於國家。為什麼糾紛不維自己了結?為什麼人民可以自生自滅不需要國家?凡審於中國社會構造之特殊者，當必先察覺其分散之勢，此即其根本點所在。分散傾向之始萌，在宗教缺乏，理性早見。及至此“各自向裏用力”一層，乃更為最後有力之決定。在前曾講過：“集團與鬥爭相聯，散漫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