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拔出針來讓她穿上衣服，但她沒穿，她接過我手上的針，用酒精棉擦一下，刺到我身上相應的穴位裏。針起出來了，我伸手拿衣服，但衣服卻被她搶過去了，她把我的衣服和她的衣服都鋪在石頭下麵的一片草地上，然後躺了上去。太陽隔著前麵的山角在她躺著的地方投下一大片陰涼，不遠處的一棵鬆樹上有兩隻小鳥勾著脖子嘰嘰喳喳，不時抬起頭來朝我們這邊看看，我轉過身朝遠處望去，無際的山野異常寂靜，微風習習，樹梢和高處的草輕輕地搖晃著，一股股樹脂味和草香送進我的鼻子。這是個美麗的地方，這地方一點不比那個僧醫住的地方差，那時，我幻想著跟栗原小子一起住在山裏，現在，我們終於有機會單獨和大山、曠野在一起了。幾個月來的煩惱，失去爺爺的悲傷，山下和軍營裏的瘟疫、戰事，這一切的一切都離我而去了，我們脫離了人世，脫離了苦海，進入了隻有我們兩個存在的世界，這世界是為我們兩個準備的，這世界將伴著我們的愛走過今生今世。我回過頭來，看著這個跟眼前的自然一樣美的女人，她的身體壓在那片草地上，看上去像一幅畫，有些不大真實，我一步步朝著這個不太真實的女人走去，我要跟她變成一個人，再融化在這片山野裏。我剛一坐下，她就緊緊地抱住了我，她的手和她的嘴唇並用，迅速點燃了兩個身體，我們彼此尋找著，撫摸著，兩個不分你我的身體終於擰在了一起。這樣，一個大大中國帝國的醫生，和一個大日本帝國的醫生不顧兩國的仇視先期講和了。
我們講和的過程比較長，直到十個月後才發表和平宣言，那宣言就是我們的兒子呱呱墜地時放肆而嘹亮的哭聲。在這以前，為了發表這份宣言，我們遇到了難以想象的困難和阻力。
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來，她得跟栗原武一朗和她的母親說實話了，她的父母義憤填膺。栗原武一朗嘩啦一下就把他的小手槍推上了子彈。她沉著地走到父親跟前，把自己凸起的肚子擋在了那個小手槍的前麵。她的父親用極其粗暴的聲音朝她咕嚕著鳥語，她站在那裏，也朝他咕嚕鳥語，隻是她的鳥語出奇地慢，像教孩子學說話。我一直不知道，在她用身體擋著應該對著我的槍口時她跟父親說了什麼。二十年以後，她用了比那天更慢的速度說了一遍：他是個英雄，我愛他。
當然，二十年後，我們的同胞可不這樣評價我。他們不但不說我是英雄，就連我良民的資格也開除了，他們說我是個變節的漢奸。這是一頂恰如其分的帽子。我沒有爭辯，他們不可能讓我爭辯。
七十一
爭辯隻能說給自己聽，我既沒出賣什麼，也沒投靠誰。我隻是幹了我應該幹的事，我不能看著他們一個個倒下，我給中國人治病，也給日本人治病，就像我的妻子栗原小子，她跟著我去日本人的軍營，也去我們的村子，瘟疫不管大日本帝國和大大中國帝國，不管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不管豬狗牛馬，它都喜歡，它都想在他們身上試試它的厲害。對待瘟疫就該像對待從洞裏爬出來的老鼠，不管跑到哪裏都應該把它消滅。這個道理，當時恐怕沒人不懂。但過了二十年，我的同胞反而不懂了。
栗原小子的身子越來越笨，我隻好把她留在家裏。她有些不情願，她喜歡和我一起出診，她想看見那些在死亡線上掙紮的人在我手上好起來。那是她最興奮的時刻，她的興奮遠遠超過我，因為我對每一個病人都沒有把握，死了是他們命不好，活著也是他們命該如此。我盡心做了，活不活可不是我說了算。但她不覺得誰該死，她覺得所有的人都應該活，都應該活得好好的。她除了幫我給病人診治，總要抽時間麵壁祈禱，她看見一個個瘟疫病人的屍體被架在幹柴上焚燒時，總是淚流滿麵。我不明白，這樣一個以治病救人為天職的女人怎麼會生在一個軍官的家庭，怎麼會有一個以殺人為職業的父親。她告訴我，領兵打仗本不是她父親的職業，她的父親是一個哲學教授，他的一生都應該用在精神世界，研究人生的意義和出路，但那隻是紙上談兵，他的紙上談兵引不起任何人的興趣，因此，他的方法天皇沒有采納，天皇采納了東條英機的方法。哲學教授的研究被兩個字取代：服從，這是他長期研究得不到答案的兩個字。這兩個字是大和民族的咒語，沒有哪個人不在它麵前服服帖帖。他的研究停止了，他得研究另一種方法：大東亞共榮。這一次不是紙上談兵，他穿上了軍裝，背上了那把小得可憐的手槍。她隨她的父親來到了中國，她看到了我們的貧窮和落後，看到了他們的坦克軋過一片平原和村莊，看到了他們的機槍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把我們的人打倒在地上。她不願意看到這些，她希望這些快快過去，她希望他們的“大東亞共榮”早日到來。她相信那都是為了實現“大東亞共榮”而不得不為之的事，就像拆掉舊房子建新房子一樣，拆房子總得毀壞些東西，也可能砸著腳。房子和人都有損失，房子是我們的，腳是他們的，他們付出了砸腳的代價，卻給我們建了一座新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