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讀書。鍾書建議他臨什麼字帖，他就臨什麼字帖；鍾書忽然發興用草書抄筆記，他也高興地學起十七帖來，並用草書抄稿子。
解放後，我們夫婦到清華大學任教。傅雷全家從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過天津。傅雷到北京來探望了陳叔通、馬敘倫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們家來盤桓三四天。當時我們另一位亡友吳晗同誌想留傅雷在清華教授法語，央我們夫婦作說客。但傅雷不願教法語，隻願教美術史。從前在上海的時候，我們曾經陪傅雷招待一位法國朋友，鍾書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麵的一行法文：Critiqued Art（美術批評家）。他對美術批評始終很有興趣。可是清華當時不開這門課，而傅雷對教學並不熱心。盡管他們夫婦對清華園頗有留戀，我們也私心竊願他們能留下，傅雷決計仍回上海，幹他的翻譯工作。
我隻看到傅雷和鍾書鬧過一次蹩扭。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傅雷未能到會，隻提了一份書麵意見，討論翻譯問題。討論翻譯，必須舉出實例，才能說明問題。傅雷信手拈來，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顯然也沒料到這份意見書會大量印發給翻譯者參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眾了。這就觸怒了許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譯家竟氣得大哭。平心說，把西方文字譯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項極繁瑣的工作。譯者盡管認真仔細，也不免掛一漏萬；譯文裏的謬誤，好比貓狗身上的跳蚤，很難捉拿淨荊假如傅雷打頭先挑自己的錯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幾個錯作陪，人家也許會心說誠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談一下，準會想得周到些。當時他和我們兩地間隔，讀到鍾書責備他的信，氣呼呼地對我們沉默了一段時間，但不久就又回複書信來往。
傅雷的認真，也和他的嚴肅一樣，常表現出一個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稱讚我的翻譯。我不過偶爾翻譯了一篇極短的散文，譯得也並不好，所以我隻當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謙遜一句。傅雷佛然忍耐了一分鍾，然後沉著臉發作道：“楊絳，你知道嗎？我的稱讚是不容易的。”我當時頗像頑童聽到校長錯誤的稱讚，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錯誤。可是我實在很感激他對一個剛試筆翻譯的人如此認真看待。而且隻有自己虛懷若穀，才會過高地估計別人。
傅雷對於翻譯工作無限認真，不懈地虛心求進。隻要看他翻譯的傳記五種，一部勝似一部。《夏洛外傳》是最早的一部。《貝多芬傳》雖然動筆最早，卻是十年後重譯的，譯筆和初譯顯然不同。他經常寫信和我們講究翻譯上的問題，具體問題都用紅筆清清楚楚錄下原文。這許多信可惜都已毀了。傅雷從不自滿——對工作認真，對自己就感到不滿。他從沒有自以為達到了他所提的翻譯標準。他曾自苦譯筆呆滯，問我們怎樣使譯文生動活潑。他說熟讀了老舍的小說，還是未能解決問題。我們以為熟讀一家還不夠，建議再多讀幾家。傅雷悵然，歎恨沒許多時間看書，有人愛說他狂傲，他們實在是沒見到他虛心的一麵。
1963年我因妹妹楊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隻拜訪了傅雷夫婦，梅馥告訴我她兩個孩子的近況；傅雷很有興趣地和我談論些翻譯上的問題。有個問題常在我心上而沒談。我最厭惡翻譯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並不相近，曾想大膽創新，把洋名一概中國化，曆史地理上的專門名字也加簡縮，另作“引得’域加注。我和傅雷談過，他說“不行”。我也知道這樣有許多不便，可是還想聽他談談如何“不行”。1964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養，來去匆匆，竟未及拜訪傅雷和梅馥。“別時容易見時難”，我年輕時隻看作李後主的傷心話，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