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命題先後順序等多維考證得出來的"。個人生平不同階段的主要著述真正的骨幹，幾乎無一不是對大量多樣史料的嚴肅考證與綜合。在這個意義之下，我一生馳騁古今，從未曾一日不攜帶"漢學"的"護身符"。
(6)有待完成的工作。如果我不是過分自信的話，近年論著之
中已作了兩項先秦思想史上基本性的翻案。較令人注意的是最近
一篇證明《老子》辯證思維源於《孫子兵法》。事實上，更基本的翻案是證明《孫子兵法》成書於公元前512年吳王闔廬召見之前。此
年孔子40歲，故《孫子》成書早於《論語》至少半個世紀，實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私家著述。這項考證最大的翻案意義是《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不但是人類史上最早最徹底的行為主義者，而且通過墨子"道德化"的改裝、提升和廣泛應用，對戰國期間的政治思想及製度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孫》、《墨》關係是2000多年來思想史上從未經人察覺的大關鍵，即使在此卷後語中亦必須摘要考銓。
《孫子，計篇》開宗明義指出兵事五大原則之首即是"道"，而"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此語乍讀之下似乎不足為奇，但是在
"政出名門"的春秋晚期，貴族和平民各階層間流動升降日益加劇之際，"令民與上同意"不僅為了強兵，更必然會引申為建立一元化
政治機體的前提。更啟人沉思的是，當我們初讀《孫子》論兵之道之句時，除了從政治思想及實踐上立即聯想到"統一"、"一元化"這類概念，同時更充滿好奇：語義上"同"是通過什麼方法才聯係上，甚至轉化為"一"的呢？
先秦諸子中，《墨子，尚同》篇最早也最明白逐步表達這個極重要的語義轉化。首先，我們不妨試從語義上恢複"尚（上）同"篇名的全義與原義。如果補上必須有的賓詞、介詞和動詞，全句就恰恰是"令民與上同意"。換言之，《墨子尚同》的篇名就是《孫子》論兵
旨要最忠實巧妙的簡化。"尚同"有上中下三篇，中篇中已出現"一
同天下"的語句，此句中"同"和"一"都成了同義的使動格，於是"一同天下"就等於"一天下而且同天下"，語義上也就可以完全釋為把
整個天下"一以同之"。如此，兩個同義及物動詞連用就更收到強調全句語氣的效果。"尚同，中"已一再有"一同天下之義"的語句。
"尚同下"更進而推論"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聖王皆尚同為政，故天下治"。這種自語義轉化到理論範疇的擴大，在先秦思想發展史上具有以下極重要的意義：
(1)墨子（約前480—前400)約生於孔子、孫子之歿，深深了解金字塔式製度的崩潰和一元化政治機製的建立的必然趨勢，於是提出自己的"尚同"與"尚賢"的理論係統。"尚同"是他的"政原論"，全篇開始："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互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所以這種無政府狀態下社會的人民必須自下而上，層層地服從裏、鄉、上級官長、三公，以至天子的意誌和命令。這就是"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一定是賢明的，因為他是最高神"天"參照人民的意願而選派到人間的最高統治者。但這絕不是盧梭（JeanJacquesRusseau，1712—1778)《社約論》式的政原論，因為人
民既無知，也從未曾被征詢過他們的意見，所以根本談不到天和天子與人民間的"契約"關係。最後分析起來，這種政製是一人專製，意識上是墨子一人專製。曆史演變的結果是秦始皇一人的專製。
(2)墨子學說的更大意義是將《孫子》極其接近"行為主義"科學那種完全不考慮道德價值的理論體係全部加以倫理化，甚至宗教化。按：《孫子》開卷的"計篇"即指出："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九地篇"中表現出最為徹底的行為主義原則："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焚舟破釜，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眾，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按：墨子也是行為主義者，但所主張的是發揮行為主義的積極強化作用。《墨子尚賢
上》："……故古者聖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