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來的時候踢飛一本雜誌。我說服他別再走進去，然後轉身到店裏向阮氏夫婦道歉，告訴他們爸爸處境艱難。我把家裏的電話和地址給了阮太太，告訴她估計一下損失了多少東西。“算好之後請打電話給我，我會賠償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從我手裏接過紙片，點點頭。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時抖得更厲害，那讓我很生爸爸的氣，他把一個老太太嚇成這樣。
“我爸爸仍在適應美國的生活。”我解釋著說。
我想告訴他們，在喀布爾，我們折斷樹枝，拿它當信用卡。哈桑和我會拿著那根木頭到麵包店去。店主用刀在木頭上刻痕，劃下一道，表示他從火焰升騰的烤爐取給我們一個饢餅。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樹枝上的刻痕付錢給他。就是這樣。沒有問題，不用身份證。
但我沒告訴他們。我謝謝阮先生沒叫警察，帶爸爸回家。我燉雞脖子飯的時候，他在陽台抽煙生悶氣。我們自白沙瓦踏上波音飛機，到如今已經一年半了，爸爸仍在適應期。
那晚我們默默吃飯。爸爸吃了兩口，把盤子推開。
我的眼光越過桌子，望著他，他的指甲開裂，被機油弄得髒兮兮的，他的手指刮傷了，衣服散發出加油站的味道——塵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個再婚的鰥夫，可是總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妻子。他懷念賈拉拉巴特的甘蔗地，還有帕格曼的花園。他懷念那些在他屋裏進進出出的人們，懷念索爾市集擁擠的通道，他走在那裏，和他打招呼的人認得他，認得他的父親，認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個祖宗的人們，他們的過去交織在一起。
對我來說，美國是個埋葬往事的地方。
對爸爸來說，這是個哀悼過去的地方。
“也許我們應該回到白沙瓦。”我說，盯著在玻璃杯裏麵的水上浮動的冰塊。我們在那裏度過了半年的光陰，等待移民局核發簽證。我們那間滿是塵灰的房子散發出髒襪子和貓糞的氣味，但住在我們周圍的全是熟人——至少爸爸認得他們。他會邀請整條走廊的鄰居到家裏吃晚飯，他們中多數都是等待簽證的阿富汗人。當然，有人會帶來手鼓，也有人帶手風琴。茶泡好了，嗓子還可以的人會高歌一曲，直到太陽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邊更開心，爸爸，那兒更有家的感覺。”我說。
“白沙瓦對我來說是好地方，但對你來說不是。”
“你在這兒工作太辛苦了。”
“現在還好啦。”他說，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日班經理之後。但在天氣潮濕的日子，我總能見到他忍痛揉著手腕。也見過他在飯後，頭冒冷汗去拿止痛藥瓶子的模樣。“再說，我又不是為了自己才讓我們兩個來到這裏的，你知道嗎?”
我把手伸過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學生哥兒的手，幹淨柔軟;他的是勞動者的手，肮髒且長滿老繭。我想起在喀布爾時，他給我買的所有那些卡車、火車玩具，還有那些自行車。如今，美國是爸爸送給阿米爾的最後一件禮物。
我們到美國僅一個月之後，爸爸在華盛頓大道找到工作，在一個阿富汗熟人開的加油站當助理——他從我們到美國那天就開始找工作了。每周六天，每天輪班十二小時，爸爸給汽車加油、收銀、換油、擦洗擋風玻璃。有好幾次，我帶午飯給他吃，發現他正在貨架上找香煙，油汙斑斑的櫃台那端，有個顧客在等著，在明亮的熒光映襯下，爸爸的臉扭曲而蒼白。每次我走進去，門上的電鈴會“叮咚叮咚”響，爸爸會抬起頭，招招手，露出微笑，他的雙眼因為疲累而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