萎了。那末往時所見的一池水，當然已經幹涸，一片稻田，看去一定像一片焦土，那黑的樹影，也必定很稀疏了。我那辛苦工作的鄰居們已經無工可作，他們可以作長期的休息了，但是在納涼的時候，在他們的談話中，未知還能聞到多少笑聲。
因了繭火蟲我記著了遭遇旱災的故鄉了。祝福我辛苦的鄰人們，應該有一條生路可走。
選自《太白》第1卷第1號，1934年9月20日
·542·
說筍之類
王任叔
王任叔（1901～1972），筆名巴人，浙江省奉化縣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說集《監獄》，長篇小說《死線上》，散文集《鄰人們》，雜文集《竊門集》等。
近來常在小菜之間，偶然撥到幾片筍，為了價昂，娘姨不能多買，也就在小菜裏略略摻和幾片，以示點綴。但這使我於舉箸之時，油然的想到了故鄉，不免有點“懷鄉病”了。
我之愛筍，倒不是為的它那“挺然翹然”的姿勢。日本學者之侮蔑中國，真可說是“無微不至”。魯迅先生的《馬上支日記》，有這樣的一節話：
“安岡氏又自己說——
筍和支那人的關係，也與蝦正相同，彼國人的嗜筍，可謂在日本人之上。雖然是可笑的話，也許是那挺然翹然的姿勢，引起想像來的罷。”
“會稽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寶貴的，所以曾有‘會稽竹箭’的話。然而寶貴它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於戰鬥，並非因為它挺然翹然像男木艮。多竹，即多筍；因為多，那價錢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鄉，就吃了十多年筍，現在回想，自省無論如何，總絲毫也尋不出吃筍時，愛它‘挺然翹然’的思想的影子來。”
我是不很佩服我們東鄰的所謂“文化藝術”的。也許由於我的淺嚐，無法理解他們的偉大。但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沒有一個文學者，能及得上我們的魯迅先生。這也許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始終脫不了封建勢力的束縛有點關係，在文化藝術的領域上，隻看到他們風氣的流變：自自然主義而至理想主義，而至“左翼運動”，大半都停留在表麵上，不可能有更深入的發掘。安岡秀夫的話，也許多少受到弗洛特（現譯“弗洛依德”，其學說認為人之一切欲望都來自性本能）學說的影響，然而以此作為侮蔑中國民族性的刻劃，確實是可觀了。
因為愛吃筍，就想到鄉間掘筍的故事，真可謂“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我家老屋後門，就有一大塊竹山。中國人固然有以竹為箭，用於戰鬥；但最古時候，還有用蒲的。《左傳》所謂“董澤之蒲，可勝既乎”。那說來，真是“草木皆兵”了。這可見中國民族是最堅韌善鬥的。不過世界上殺人武器，既已通行槍炮，以竹為箭，成了我們孩子時代的玩藝。古風杳渺，鄉之人也早沒有見竹而思戰鬥的積習了。他們喜歡培竹，一則為圖出息，二則為圖口舌，三則如迂我輩文人雅士，聊供消暑納涼，吟詩入畫罷了。
我沒有“賦得修竹”的才能，更沒有寫鬆竹梅歲寒三友圖的本領。但卻時常跟著長工去掘過筍。筍而必然掘，那已可見並不是一定“挺然翹然”的了。大概城市裏人，想像特別豐富，雖然在植物學書上，也看到過“塊根”“塊莖”之說，但一入鄉間，也不免有劉姥姥進大觀園之慨。五四時候，一般青年激於義憤，以大寫壹字的資格——因為有別於尋常戲子，他們以大寫壹字自居，而將尋常戲子比之為小寫一字，——入鄉演劇宣傳，一看滿地的“田田荷戲”，均皆驚奇不置。一經詢問之下，始知為常吃的芋艿，不免大失所望。他們全以為芋艿該如桔子李子，是結在樹上的。人之智愚不肖，不能以書本為標本，於此已可概見了。入冬之時，竹山裏的筍，其未“挺然翹然”，怕也出於安岡秀夫自己的想像之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