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說:“如今傳謠言的就殺,告發的就獎賞,這既使有過失錯誤的人沒有改正自新的機會,又將使凶殘狡詐之徒誣陷欺騙的惡習逐漸地滋長,實在不是用來消除奸偽、減少訴訟的治國之道。
過去周公作誥命,稱頌殷代有功德,全然不顧小人的怨言。
在漢代時,太宗劉盈也廢除了製裁誹謗謠言的法令。
我認為應廢除製裁誹謗謠言、獎賞告發的法令,以隆盛上天養育萬物的仁德。”文帝沒有馬上聽從,而相互誣告的人越來越多。
文帝於是下詔書命令說:“有敢於告發別人誹謗的人,以他告發人的罪名給他治罪。”於是,誣告的現象就消除了。
校事劉慈等人,在黃初年間最初的幾年中,檢舉了官吏民眾中邪惡不正有罪行的人以萬計,高柔都請求分清虛實再進行懲罰,其中犯法不重的人,不過罰款而已。
黃初四年(223),高柔升遷為廷尉。
魏國初建時,三公沒有什麼事務,又很少處理朝政。
高柔上疏說:“天地因為四季而有收獲,國家元首因為有大臣輔助而振興政治;成湯倚仗伊尹的輔佐,周文王、周武王依靠周公、薑子牙的力量,到了漢初,蕭何、曹參兩人一起以國家元勳的身份相繼成為高祖、惠帝倚重的相國,這都是明王聖主在上任用賢臣,在下盡力輔助的事例。
如今三公都是國家的棟梁,為民眾所仰慕,而今卻被置之一邊,不讓他們執掌國政,各自安閑地保養高尚的誌節,很少有進言獻策的,這實在不是朝廷崇奉任用大臣的思想,也不是大臣輔佐人君,盡職盡責的辦法。
古時候國家有疑難問題,官員們總是按一定秩序,在一處討論解決。
今後,朝廷中有什麼疑難問題以及刑罰大事,應該經常谘詢探問三公。
三公在每月的初一、十五上朝日子之外,還可以適時請進朝中,議論國家政事的得失,廣泛地講清事實,也許能夠有益於啟發帝王,弘揚國家的教化。”文帝讚許並采納了他的建議。
文帝因為過去的舊怨,想違法地殺掉治書執法鮑勳,而高柔堅持己見,未聽從文帝的詔命。
文帝非常惱怒,召高柔到尚書台;派遣使者秉承皇帝的旨意到廷尉府,讓人將鮑勳拷打至死,鮑勳死後才遣送高柔回自己的官府。
魏明帝即位後,封高柔為延壽亭侯。
此時博士都從師受業,高柔上疏說:“我聽說遵循先王之道、重視學術,是聖人宏大的訓誨;褒揚禮樂典章、崇奉儒學,是帝王明曉的道理。
漢末國家傾頹,禮樂典章被破壞,雄爭虎鬥,戰爭頻繁,致使文人學士不受重視。
太祖曹操剛興起時,憂患的就是這些事情,在治理亂世方麵,讓各郡縣一起設立教學之官。
高祖曹丕即位後,就進一步發展這一事業,恢複興建學校,每州都設有考核製度。
於是天下學士,再次受到正規的學校教育,重新實行祭祀的各種禮儀。
現在陛下執掌國政,能夠發揮您的聰明才智,推行偉大的計劃,將先帝的法度發揚光大,即使是夏啟、周成王的繼承前業,也實在是無法超過您。
然而現在博士都通曉經術、修整品行,可國內精選人才、升遷官員又限定不超過縣長一級,恐怕這不是用來崇奉顯揚儒術,鞭策激勵懈怠懶惰的方法。
孔子說:‘提拔好的有才能的來教誨,沒有才能的就加以勉勵。
’所以楚國禮待申公,文人學士銳意進取;漢代尊重卓茂,士大夫們競相仰慕。
我認為所謂博士,是將道義集於自身,以儒家的六經為宗旨。
應該根據他們學業和品行的優劣,分別對待,不拘常規來安排官職。
尊崇倫理道德的教化,用以勉勵學者,使教化弘揚光大。”魏明帝采納了他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