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並不完全是因為徹底的絕望而自殺，往往是為賭氣，為抗議，甚至――為姿態。她們其實不想死，其實還有留戀。
1964年7月17日，林黛在寓所服食過量安眠藥兼吸入煤氣自殺，在留給丈夫龍繩勳的遺書中，她說：“萬一你真的想救我的話，請千萬不要送我到公家醫院去，因為那樣全香港的報紙都會當笑話一樣地登了！隻能找一個私人醫生，謝謝你。”
她其實不想死。
她是四屆亞太影展的影後。1957年，二十三歲的時候，就憑在電懋公司主演的《金蓮花》獲得亞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獎，隨後加入邵氏，又憑《貂蟬》《千嬌百媚》和《不了情》在亞太影展上封後，創下四次成為亞太影後的紀錄。隻是，1963年，李翰祥起用樂蒂和淩波拍攝了《梁山伯與祝英台》，為邵氏公司創造了票房奇跡，林黛感覺被冷落，某位導演，又趁勢在某天當眾罵林黛“你還神氣什麼？你已經一天不如一天地走下坡路了”，回到家裏的林黛，又與丈夫爭吵，於是自殺，而且不幸成功，當時不過三十歲。
那不是她第一次自殺，1951年12月8日，十七歲的林黛就曾因在長城公司坐冷板凳，而吞服安眠藥自殺，幸虧當紅小生嚴俊將她及時送醫，才得以救回。
而六七十年代，女明星自殺幾乎成為風潮，曾令林黛感到地位受威脅的樂蒂，也在1968年，年方三十一歲的時候自殺，而樂蒂在自殺前，曾與初戀情人高遠舊情複燃，又令高遠的伴侶陳思思服藥自殺，幸被救回。而列在自殺名單上的女明星，還有白小曼、杜娟、莫愁、李婷。事業遇到瓶頸，自殺；感情遭遇危機，自殺。但她們並不完全是因為徹底的絕望而自殺，往往是為賭氣，為抗議，甚至――為姿態。她們其實不想死，其實還有留戀，所以才留下遺書，囑咐搶救事宜，才在自殺之前精心梳妝打扮，她們以為自己死不了，醒來之後，問題都已獲得解決。
自殺既然被當作解決問題、刷新人生的方法，就難免會使用了一次又一次，所以，這些女人，往往自殺過好幾次，比如林黛，比如林珍奇，她在1976年6月就曾割脈自殺，在結婚息影多年後的2006年，因為丈夫雇的“巴士阿叔”陳乙東與丈夫發生爭執，再度自殺。
自殺的為什麼是女人？為什麼是那個時代的女人？為什麼在那之後，無論世事多麼離奇艱難，遭遇多麼恥辱不堪，自殺人數如何上升，都不再有女明星蜂擁自殺？大概因為，那個時代，剛給了女性一點自由，卻又不充分，給了她們一點允諾，卻處處克扣。林黛的兒子龍宗瀚曾說：“那個年代她已經懂得自己成立公司，自訂合約保障自己，而且全是英文，以當年來講，男人都未必能做到這樣。但她隻有靠演戲才能表現出她的能力，那個年代是男人的年代，女人再怎麼聰明，最多也隻能做個高級秘書。做生意？不會有人願意和女人合作。”
她們像是明朝人，被驟然運送到二十世紀，卻沒有獲得二十世紀的精神支持和政治保障，但還有點傳統的家庭關係兩性關係中女性地位的重要性作為依仗，這點重要性，大概也隻有用生命去試探了，她們不想死，她們隻想確認，自己是重要的。
韓國女明星現在所處的位置，倒與那個時候的香港有點近似，她們背後，一樣是時代的突然巨變：“在過去二十五年中，韓國從一個農耕土種的社會發展成為一個競爭激烈的高科技社會，社會迅速現代化使韓國民眾承受的壓力倍增，韓國從二十五年前世界上自殺率最低的國家之一，變為經合組織成員中自殺率最高的國家。”而女人在這場巨變中承受得更多，在傳統的斷裂和殘留之間，她們一個接一個地，用生命去試探自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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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妖姬，是地母】
人們向她要求的，根本不是性感，而是那種自信，特別是在最不可能培育自信的、憂患重重的年代，妖姬是一種保證，是對全社會的自信心的鼓勵。
曹聚仁老先生曾經寫過一篇《白光要寫小說》，提及在六十年代末與白光再度相遇時的經曆。當時他聽說她要寫點東西，以為是自傳，就向她求證，結果白光大聲宣稱：“不，我要寫小說，賣給洋人看。”而且，這小說也不是平凡的小說：“美國佬，一百部小說，九十八部是寫性的，我要先寫性的小說，將來再寫自傳。”曹聚仁暗暗感歎她不知道小說創作的艱難，還是希望“白光小姐先寫起自傳來再說”。
都六十年代末了，她竟還是不改，不改她的大膽、冶豔和放浪，而且戲裏戲外高度一致。她是1920年生人，原本叫史永芬，河北涿州人，父親曾是軍隊裏的處長，家境不差。在北平華光女子中學讀書的時候開始演出話劇，後來去日本學音樂，又回到上海拍電影，在《桃李爭春》《十三號凶宅》《人盡可夫》《珠光寶氣》《蝴蝶夢》《柳浪聞鶯》《亂世的女性》，以及後來去香港後拍的《蕩婦心》《血染海棠紅》《一代妖姬》《雨夜歌聲》《玫瑰花開》《蛇蠍美人》裏，她一鼓作氣地扮演了無數妖姬、蕩婦、壞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