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廈門，廈門很好，廈門沒事兒。到了這裏我就成了吃閑飯的，什麼都不需要我做，我隻好跟著場記一起每天拍照，寫寫日誌，記錄拍攝進度。導演卡戲卡得很嚴，一組動作最少也要三四條才能過，我們看監視器覺得每一條都不錯，隻有他知道該刪哪個留哪個。他很少和人討論些什麼，總是別人先給意見，他再想出與所有人都不同的，很多導演都是這樣的獨裁者，所以他們的電影無法被模仿。
廈門已經不是很熱了，我也說不清我現在在跟著哪個工作組白幹，燈光、錄音、攝像我都跟過，每樣機器幾乎都維護過。挺不容易，我也不知道我怎麼那麼討人喜歡，一般外人是動不得機器的。所以除了正經事，我還是幹了不少事。
解家班不帶我玩以後唯一的好處是我有了空餘時間，可以每天吃完晚飯和張起靈散散步。這是一種簡單而枯燥的生活，我們對外麵的世界一無所知，除了現在正在拍的電影。我好一些，真正的演員可能更加一無所知。
廈門的天氣已經不算熱了，和杭州的溽暑與北京的桑拿天相比，海風爽朗，樹影陰涼。我們住在一家三星的賓館，床墊潮得長蘑菇，沒有一塊地板不是裂的。離劇組駐地不遠有個長長的防波堤，一路上寂靜無人。我們越過阻流石墩來到堤岸盡頭，有時能看一些的地方有白色的海鷗俯下去捕魚。
我們通常無話可說，偶爾談談他的工作。改革開放三十年過去了，我們還像七十年代的人一樣談著戀愛，或者認為戀愛沒什麼可談。我在這，你也在，我們一起，談談天，看看海，散散步，足夠了。在他身邊我想不了別的事，被公司雪藏，拍的電影不能公映，沒有戲拍每天在片場像廢人一樣逛蕩，我都不介意。
這一切都在發生，這一切都會結束，所以我不介意。
我也開始拿著手機煲電話了，和小花一樣，他在陽台這頭，我在陽台那頭，我們抽著一盒煙，偶爾兌個火就算交流。我給所有關心我的人打電話，文錦、二叔、我媽、秀秀、二月紅……我已經沒事了，我得麵對更多的事。
那天有人送了五個西瓜，當時正在拍一場街追的戲，所有人都在街上曬著。一直有人給劇組送東西，礦泉水、熱毛巾、食物、還有小姑娘給悶油瓶和小花送花，小花抱怨下次該直接送花姑娘，悶油瓶的花最後都被悄悄地做掉了。我拿著膠皮管衝西瓜，胖子揮舞著西瓜刀左右比劃，來了個纏頭裹腦，竟然沒剌著自己。胖子說殺西瓜是件過癮的事，他曾經徒手剝出過整個西瓜瓤，看著就和人腦一樣，白花花的筋就像腦漿子，血肉模糊，說得我隱隱感到腦仁疼。
胖子切西瓜的時候我的手機響了，我用兩個手指把手機夾出來一看，是丁萍的電話。那時小哥正和幾個演員圍在導演周圍聽導演說戲，我隨便衝了一下手拿著手機就跑了。
我站在一條僻靜的巷子裏接通了電話。
“喂。”
“吳邪，你不在北京對不對？”
“對，怎麼了？我沒事幹不能四處走走？”
“別以為我不知道，上星期查你的號在蘭州，今天又廈門了，你和《蓮花》劇組的動向一樣，怎麼解釋？別告訴我是巧合！”
“那我就沒什麼可說的了。”
“準備好違約金吧，吳邪。”
丁萍掛了電話，我真想笑，她日理萬機還盯我這麼死。我來就是為了把違約的罪名坐實的，目前我還沒有得逞，如果就這麼回了北京告訴她違約金拿不到了，她會不會很失望？我出道到現在才賺了三十九萬，一百多萬的違約金，讓我賣身也湊不齊。
回到拍攝場地，他們在吃西瓜，我蹲在路邊摸出煙盒，盯著人字拖和起皮的大腳趾。兩天沒刮胡子，現在有些冒尖了，挺癢癢，我撚了撚下巴，點起一支煙咬住，最近咳嗽得厲害，但兩天三包煙是改不了的。肯定沒人相信我也走過紅毯，《夜船》在杭州首映，嘉華影院的紅毯兩側擠滿了記者，就好像菜攤上垛滿的白菜。門打開的那一刻閃光燈像雨點一樣密集，長槍短炮和白蘿卜胡蘿卜對著顧客一樣對著人。我對自己說我叫不緊張，我走過去，工作人員遞給我筆，我在《夜船》的巨幅海報上簽了名……
一瓶礦泉水杵到我麵前晃了晃，我一把抓住，然後那人順手把我拉起來。
那小哥站在我對麵，我們拿著一瓶礦泉水，他握著瓶底，我擰著瓶蓋。
“換個地方說話。”
“哦。”
我遲疑了一下，拎著瓶子跟在他身後。
街道不是正向的，走著走著就要突然拐一下。有人說閩南話，有人說普通話，普通話有好幾種，每一種我都聽不懂。雞籠，魚箱，成捆的粉絲，藥材店，小吃店，這一段是個市場。太陽一直曬，曬得我脖子根疼，小哥走得快一點，我盯著他後背，白T恤，不一會我就眼花了。
有人賣涼茶，天竹蜂，鋪麵就一個門板寬，圓桌擺在店外，沒有椅子，要站著喝。悶油瓶在鋪子外停了一會，要了一碗，擺在我麵前。湯水和藥一樣，還有股藥味，說真的我不喜歡這種東西，有時候也覺得他謹慎得太嚴格，但無法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