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民主黨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思想學說，在歐洲根植於基督教倫理、人道主義和古典哲學；作為一種社會政治運動，則是19世紀以來轟轟烈烈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總繼承。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盡管民主社會主義的確從歐洲文明史上各種學說中吸取了一些思想材料，我們也可以從19世紀中後期“伸縮性如此之大”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某些流派裏找到它的萌芽，但現代民主社會主義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成熟時代（19世紀末以後）的產物。正是在這個時代，資產階級完全獲得了政治統治地位，資本主義的民主原則最終克服了封建主義的幹擾而被作為一個普遍的原則得到社會的公認。也是在這個時代，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建立起來的世界民族國家體係得到完善和鞏固，歐洲各民族國家內部不同社會階層為了共同的國家利益而相互接近和諒解的深度和廣度由此得到加強，日益形成相對緩和的階級結構和社會氛圍。隻有這樣，民主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廣泛的社會改良運動，其理論和策略才具備實施的可能性。所以說，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萌芽可以隨著資本主義民主的陸續建立而零星出現，但相對係統的理論形態卻隻能在資本主義民主完全確立以後才可能產生。
現在看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國際性修正主義思潮可以算作是民主社會主義最早的比較完備的理論體現，它的產生標誌著民主社會主義理論輪廓的基本形成。但這個輪廓隻是初步的，遠遠不夠豐滿。並且，現代意義上的民主社會主義，主要是以一種運動的形式出現的，表現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同共產主義相對立的一個派別。據此，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史當以1923年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成立作為分界線，之前是思想理論的醞釀和初步形成期，之後則從學說走向運動，並陸續出現模式分化。到1951年社會黨國際的成立及其《法蘭克福聲明》的通過，民主社會主義基本完成了自身體係的建構，從此便完全具備了現代的含義。
一、社會民主主義運動
19-20世紀之交成為歐洲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發端於1848年革命前後。在其近100年的發展過程中，大體經曆了三個階段：40-70年代，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內涵龐雜，流派紛呈，革命與改良共生，進步與保守並存。它在法國最初作為政黨政治的一派勢力出現，在德國一直體現為相互矛盾的社會政治運動，在英國則自始至終以某種“有實而無名”的變異方式存在著。80-90年代，隨著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逐漸在歐洲勞工運動中取得領導地位，各國社會民主黨人相繼把社會民主主義當作科學社會主義的同義語來使用，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也由此迎來了它輝煌發展的黃金時期。從19世紀末開始，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一係列新情況新問題，為了對這些新情況新問題作出新的解釋和回答，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在20世紀初再度出現分化，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其中的左派成為後來以俄國布爾什維克為代表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前身，中派和右派則逐漸衍變為今天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
根據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文中的描述，從法國二月革命中產生出來的臨時政府，按其構成成分來講是分享勝利果實的各個不同黨派的反映，體現了各個不同階級間的妥協。這些階級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們的利益是相互敵對的。臨時政府中的絕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的代表，隨著統治地位日趨穩固，資產階級便依次向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發動了進攻。在這種情況下，麵對聯合的反革命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中一切已經革命化的成分，自然而然地與革命利益的主要代表者無產階級開展了多方麵的聯合行動。在議會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代表山嶽黨由於議會鬥爭的失敗而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代表結成聯盟；在議會外，小資產階級由於同資產階級的妥協遭到後者的蠻橫破壞以及自身的破產而與無產階級日益接近。1849年1月27日，山嶽黨與社會主義者慶祝了相互間的和解。在隨後舉行的二月大宴會上，這種聯合行動得到進一步的確認和肯定。於是，社會主義的黨與民主主義的黨，工人的黨與小資產者的黨，共同組成了社會民主派，即結合成議會中的紅黨。
法國議會中形成的這個社會民主派，可以被看作是無產階級同左傾化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同時帶有濃厚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傾向。它主要由當時民主黨或共和黨中或多或少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一部分人所組成，在議會中的代表是賴德律一洛蘭，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1849年3月，該黨提出三名候選人參加選舉運動：德弗洛特，六月起義者，代表著革命無產階級；維達爾，空論社會主義者，代表著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卡諾，民主主義職業政治家，代表著資產階級共和派。三位候選人全部當選，這自然引起了資產階級保守派的恐慌，他們公開聲稱：“3月10日的投票是一場戰爭”，“秩序的保衛者應該對紅黨開始進攻”，因為“在社會主義與社會之間進行著一場你死我活的決鬥，一場不停息的無情的戰爭，在這場殊死戰中，雙方必有一方滅亡；如果社會不消滅社會主義，那社會主義就要消滅社會。”這樣一種激化的對峙氣氛，迫使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人的觀點和主張趨於激進，他們憤恨資產階級專政，要求改造現存社會，同時要把民主共和機構保存起來作為這種改造的工具。
當然，一時的激進傾向並不能反映社會民主黨的主體特征。從理論流派來看，該黨黨內既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社會主義也有代表工商業和農業利益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還包括烏托邦式的空論社會主義和熱衷密謀暴動的布朗基主義。由於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法國社會民主黨在階級力量的對比中處於劣勢，其力量的衰落和性質的蛻變是不可避免的。後來該黨的實際作為和法國政局的實際發展都十分清楚地表明，社會民主黨的產生和活動實際上反映了這樣一種現象：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失去了革命的鋒芒而獲得了民主主義的色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獲得了社會主義的色彩。兩者的相互交融產生了法國的社會民主派，路易·勃朗的工場社會主義學說成為這一流派的主要理論體現。隨著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建立和鞏固，該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逐漸銷聲匿跡，法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日益為蒲魯東主義者所把持。
早期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另一個主要分支在德國，那裏的情況略有不同。1848年革命爆發時，德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成熟程度還遠遠低於法國，革命的首要任務是實現國家統一，消滅封建專製，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道路。可是，相對軟弱的德國資產階級卻無力獨自承擔這一曆史使命，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成了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其中尤以小資產階級激進民主派占據著主導地位，民主主義革命因之也包含著一些社會主義的要求。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產生的，它由於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強大影響而帶有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但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的積極參與，也使之始終存在著一種革命的傾向，力圖讓運動沿著“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社會”的道路前進。
斯蒂凡·波爾恩組建的全德工人兄弟會及其活動是1848年革命時期德國小資產階級激進民主派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主要代表。1848年初，德國許多城市相繼成立了工人協會，這些協會雖然成員大多數是工人，但領導權卻掌握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手中，他們竭力把工人建立獨立組織的意圖引導到小資產階級的軌道上去。同年4月，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波爾恩受同盟派遣回到德國，組織工人運動。深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影響的波爾恩雖然“是一個有才能的青年，但他太急於作為政治活動家出來活動”，對運動的性質和發展方向並不感興趣，而是熱衷於營織勢力，網羅追隨者，甚至不惜為此作出原則性讓步，與各色人等“稱兄道弟”。8月，在波爾恩的努力下，全德工人代表大會在柏林召開，會上成立了“全德工人兄弟會”，波爾恩當選為主席。波爾恩及其兄弟會以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身分開展活動，向政府和議會提出了一係列經濟的社會的要求，並廣泛地爭取輿論聲援，積極組織生產和消費合作社，力圖通過合法的、互助的手段改善工人階級的經濟，社會地位。工人兄弟會的口號是“一人為大家，大家為一人”，在該會中央委員會致全體工人和工人協會的呼籲書中明確提出：“我們工人必須自己救助自己”，“隻有一致，你們才會強大有力。”由於對自助和團結的極端強調，更由於它迎合了德國工人階級跨地區聯合的迫切要求，全德工人兄弟會一度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但是，明顯的行會習氣和行會願望，過於濃厚的改良主義傾向，以及對政治鬥爭的極度冷漠，使它“對無產階級的偉大政治運動采取袖手旁觀的態度”，進而“成為一個孤獨自在的團體”，“作用小到極點”，最終為反動派所取締。波爾恩本人也流亡瑞士，在一所大學任教，從此退出政治活動。盡管工人兄弟會的分支仍存在了很多年，但群龍無首，影響漸小。
德國革命的中心任務以及當時的階級力量配備，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清醒地認識到，他們也隻能以民主主義者的身分開展活動，參加並推動業已進行著的革命鬥爭，否則就會脫離群眾，就會“隻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報上宣傳共產主義，隻好創立一個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創立一個巨大的行動黨了”。為此，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戰友在德國三月革命爆發不久即陸續回到德國，以科倫為基地，創辦《新萊茵報》，以民主派機關報的麵貌出現，參與並指導革命運動。同年9月，馬克思、恩格斯又在倫敦組建了“社會民主主義德國流亡委員會”，馬克思自任主席，以援助三月革命失敗後的大批德國流亡者。在這一切活動中，馬克思、恩格斯都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或社會民主黨人，但他們顯然是出於一種策略上的考慮，力圖在徹底進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基礎上，積極主動地過渡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因此，1848年革命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民主主義同波爾恩的社會民主主義，其深層含義是根本不同的。
1848年革命失敗以後，歐洲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但革命所激發出來的社會民主主義要求和願望卻沒有泯滅。到60年代，工人運動再度高漲，並廣泛地繼承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在德國，拉薩爾的宣傳鼓動喚醒了工人的階級自覺；在法國，蒲魯東主義者空前活躍；在意大利，馬誌尼的民主主義宣傳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在英國，工聯主義的影響日益深入人心。獨立的工人運動促使了獨立工人政黨的誕生，繼1869年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之後，歐洲各國相繼成立了工人政黨，大多取名為社會民主黨或社會民主工黨，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恩格斯在60年代也曾不無興奮地說道：“社會民主主義的種籽在青年一代和工人居民中間已經在很多地方長出芽來了。”當然，這一時期參加社會民主黨的，既有社會主義者，也有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甚至還包括一些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分子，他們的政治立場和傾向很不一致。而且，改良主義思想無疑在其中占了上風，德國黨的哥達合並就是以原則喪失換取力量增強的一個典型例子。鑒於這種情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段時間裏拒絕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自稱共產主義者。恩格斯1894年寫道，他在1871-1875年間發表的有關國際問題的文章中處處不把自己稱作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稱作共產主義者，乃是因為“當時在各個國家裏那種根本不把全部生產資料收歸社會所有的口號寫在自己旗幟上的人自稱是社會民主主乂者。在法國，社會民主主乂者是指對工人階級懷有或多或少持久的但總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義者，即1848年的賴德律-洛蘭型的人物和1874年的帶有蒲魯東主義情緒的‘激進社會主義者’。在德國，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是拉薩爾派；雖然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已愈來愈深刻地意識到生產資料公有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薩爾式的由國家資助的生產合作社仍然是他們綱領中唯一被正式承認的東西。因此對馬克思和我來說，用如此有伸縮性的名稱來表示我們特有的觀點是絕對不行的。”
從70年代末開始，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馬克思、恩格斯和他的戰友們卓有成效的活動逐步克服了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主宰工人運動的局麵，科學社會主義漸漸成為在歐洲勞工運動的主體意識形態，各國社會民主黨人都相繼把社會民主主義作了與科學社會主義同義的理解，社會民主黨成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代名詞。當時的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以第二國際前期活動為代表，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爭取工人階級政治經濟權利、維護世界和平等方麵發揮了巨大作用，成為在歐洲影響最大的政治力量。
社會主義勞工運動在當時之所以被稱作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而不直接稱作科學社會主義運動或共產主義運動，主要出於兩個方麵的考慮：一是環境不允許，二是習慣成自然。當時歐洲資本主義處於和平發展階段，生產力的迅速進步使統治階級有可能拿出超額利潤的一部分來收買工人階級的上層或者對工人階級的經濟要求作出某些讓步，但就其整個政治法律製度而言卻是十分嚴酷的，共產黨人絕對沒有活動的自由。倍倍爾1875年5月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談到的一件事可以從一個側麵反映這種嚴酷的程度：“我同李卜克內西多次商量過重新出版《共產黨宣言》一事；可是由於考慮到那段結束語，我們不能去冒這個風險。那段結束語會立即給我們招來一起叛國案。”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工人運動不得已采取了合法鬥爭作為主要活動方式，在確定政黨和運動名稱的時候，也自然而然地選用了社會民主主義這個既合法又現存的概念。正如倍倍爾所說：“選用這個名稱是因為它合乎我們這裏的習慣叫法。所有的報刊和整個敵人營壘都把我們稱作社會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人。我們也總是自稱德國社會民主黨，所以就很自然地采取了這個最簡短而精確的名稱。”
事實上，名稱的選取並不是至關緊要的，關鍵在於運動本身的性質和作風。盡管第二國際在當時亦被稱為社會民主主義國際，但它在1889年成立大會上所提出的口號卻是“社會主義者的目標是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剝奪資本家階級，生產資料社會化！”這一口號成了各國社會民主黨人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則，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已不再囿於其名稱的伸縮性或非科學性了。基於此，恩格斯也改變了態度，他說：“現在情況不同了，這個詞也許可以過得去，雖然對於經濟綱領不單純是一般社會主義的而直接是共產主義的黨來說，這個詞還是不確切的。然而，對真正的政黨來說，名稱總是不完全符合的；黨在發展，名稱卻不變。”
正是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下，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勞工運動獲得了空前大發展，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紛紛建立和積極活動成為19世紀末歐洲政治圖景中一抹蔚為壯觀的亮色。但是，在有組織的工人運動最先形成規模的英國，情況卻有所不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一直消融於改良主義的工人運動之中。自從憲章運動失敗之後，以單純爭取改善工作條件為主要特征的工聯主義長期影響和控製著工人運動。直到1884年社會民主聯盟成立，英國才算有了第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可是，這個聯盟並不是一個群眾性的政黨，而是一個宗派主義的組織，始終未能同廣泛的工人運動相結合，不久即陷入分裂，對工人運動的影響不大，更談不上領導工人運動了。當然，這並不是說英國沒有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憲章運動、工聯主義運動以及80-90年代廣泛掀起的新工聯運動，實質上都是可以劃歸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範疇的，而且也同時歐洲大陸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發展階段基本合拍，隻是沒有相同的名稱罷了。奧地利學者安東·佩林卡就認為：“從原則上說，社會民主主義是憲章主義的延伸，致力於有關的立憲機構直接或間接地由人民來決定的製度。”並且，除了憲章運動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思想先驅之一和一種早期表現形式以外，工聯主義者是第一國際的積極成員，第二國際的曆次會議也有來自英國的代表，因而都作為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存在。可是，英國卻長期沒有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致使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在英國“有實而無名”。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是與英國獨特的社會曆史環境（如率先的經濟發展、妥協的政治文化、穩定的階級結構等）分不開的。鑒於第五章要對此進行專門討論，這裏不再細述。
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在19世紀末迎來了自己輝煌發展的黃金時期，但運動分化的苗頭卻又同時出現了。這從主觀方麵看是因為運動處於相對和平的條件下進行，力量增長主要偏向於橫廣方麵，而不是向縱深發展，致使“革命的水平不免暫時降低，機會主義不免暫時加強”。從客觀上講則是由於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向全麵壟斷階段過渡，社會矛盾呈現出一係列新特點，統治階級的政策策略也相應作出改變，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由此麵臨著新的挑戰。圍繞運動的道路和目的，是以革命為主還是以改良為主，是僅僅滿足於現實的運動還是同時著眼於長遠的目標，各國社會民主黨人產生了不同的看法，出現了大範圍的理論論爭和實踐分歧。而1895年恩格斯的逝世，又使運動失去了舉世公認的思想領袖和誨人不倦的導師，他在世的戰友和學生中，再沒有誰像他那樣睿智聰慧、深孚眾望，因而統一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界被一大批水平參差、思想各異的後生所占據。眾說紛紜，唇槍舌戰，正反相較，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學說呈現出頗見成效的活躍。這一方麵給正向橫廣方麵發展的國際工人運動提供了廣泛的思想基礎，另一方麵也造成了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混亂和分流，進而導致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從統一走向分裂。
在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大舞台上，各國革命派和改良派各抒己見，原則性爭論愈演愈烈。現在看來，當時的大多數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不乏對革命事業的赤誠，但他們本身還不夠成熟，還受到教條主義的嚴重束縛，對新形勢下的新問題未能給予全麵而科學的回答，未能把捍衛馬克思主義同發展馬克思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因而在同錯誤思潮的鬥爭中顯得軟弱無力，不能從根本上阻止改良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逐步泛濫。隻有列寧，是一個例外。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原則，對新時代和俄國社會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提出了帝國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極大地推動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
作為這種思想分歧的實際體現，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分化為左、中、右三派。右派即伯恩施坦派，借口時代的變化而主張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全麵修正。它不僅包括像伯恩施坦、福爾馬爾這些從理論上修正馬克思主義的頭麵人物，也有像米勒蘭那樣從實踐上推行入閣主義的活動家。該派不同於以往隻反映個別國家特征的其他機會主義派別（如拉薩爾派、工聯派等），它是一種國際現象，在所有社會民主黨內都有自己的代表。左派堅持維護馬克思主義原則的純潔性，並力圖對時代的新變化作出馬克思主義的解釋，發展馬克思主義。該派最早作為伯恩施坦派的直接反對者出現於德國，後隨著伯恩施坦主義的國際性泛濫而在各國社會民主黨內相繼形成一股世界性的力量，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派是其中最堅定的代表。中派是一個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實質上傾向右派而形式上仍保留一些左派詞句的國際性機會主義派別，以考茨基主義者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為其典型代表。三派的爭論和對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已在很多問題上表現出來，但除個別國家外尚沒有造成大規模的組織分裂。戰爭的爆發及不同戰爭政策的采取加速了這一進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三派就分別建立了自己的國際組織，即所謂“第二國際”、“第二半國際”和“第三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完全分裂了。左派第三國際決定“拋棄”被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玷汙和敗壞了的‘社會民主黨人’這個稱號而恢複共產黨人這個原先的馬克思主義稱號”，同右派控製的黨實行思想和組織的徹底決裂。中派和右派則經過了數年的觀望、談判和妥協，最終合二為一，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旗幟下，以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正統繼承人的身分組織和影響著中、西歐的工人運動。他們仍然沿用社會民主黨人的稱謂，有時候為了強調自己的“民主”特征，以攻擊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的“獨裁專製”，也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至此，現代意義上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作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對立麵，以其突出的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提倡抽象民主、熱衷社會改良的顯著特征，出現於世界政治舞台。
就這樣，發端於1848年革命前後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經過40-70年代的流派繁雜階段、80-90年代的同化於科學社會主義階段以及20世紀最初20年的內部紛爭階段，最終衍變為民主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流派，模鑄著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主體形象，影響著國際政治的風雲變幻。
二、修正主義思潮
通過前麵的論述我們知道，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直接起源於19-20世紀之交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內部分化和鬥爭，而成型於1920年前後共產黨人同社會民主黨人的尖銳對立。修正主義的出現既是它產生的契機，也是它最早的比較完備的理論體現。當然，這裏的修正主義並不僅僅是狹義地指伯恩施坦修正主義，而是廣義地包括第二國際中後期所有的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思潮，其要者除德國伯恩施坦主義及其外國變種（如米勒蘭主義、經濟派等）以外，還有英國的費邊主義和以考茨基主義、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國際中派主義。它們的一個共同點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持否定態度，主張以現存社會製度為基礎，漸進改良地實現社會主義。這正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費邊主義盡管並不產生於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而是英國社會自身發展的產物，因為馬克思主義一直未能在英國工人運動中占據主導地位，但其改良主義實質卻與修正主義如出一轍，並對伯恩施坦主義的產生有著直接的思想影響，故在這裏一同進行討論。下麵擬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和各國的國情特征，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麵，較為詳細地探討修正主義思潮幾個主要學派的產生、發展、曆史作用及其與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繼承關係。
英國最早進入資本主義發展的成熟階段。大約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英國資產階級就已經可以憑藉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和殖民地的巨大利潤對勞動群眾實施一種相對穩定的緩和統治了。1867年和1884年的兩次議會改革使工人階級未經過激烈的鬥爭就贏得了部分選舉權和參政權，並一步步向普選權靠攏。在當時的歐洲各國，隻有英國擁有數目龐大、陣容整齊的產業大軍，可也隻有英國的勞動階級同政府相處得最為融洽。在一次又一次的較量和妥協之後，“英國政治社會……懂得了怎樣管理愈來愈困難的社會形勢，以及怎樣在取得某種光榮的條件下屈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具有這樣的品質。事實上，任何單方麵的“高姿態”都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