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我們把民族文化傳統作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曆史根源之一進行考察，主要是考慮到：任何現實的運動所必然具有的悠遠廣袤的時空背景，是從文明演進的角度來分析現代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以前的曆史發展給歐洲三大地理區域所帶來的不同影響，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同民族特性及其宗教文化觀。這既是歐洲民主社會主義三大模式形成之根源的一個方麵，同時又構成了其他兩方麵根源——經濟運行態勢和政治變革進程的曆史、文化和心理基礎，因而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根源的“根源”。
一、曆史遺產
這裏即將討論的曆史遺產包括兩部分：地理和人文，前者揭示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後者揭示人與社會環境的關係。
翻開歐洲的曆史地圖，我們可以很清晰分明地看出這樣一幅圖景：“歐洲是由許多半島組成的一個大半島；在這個大半島的兩翼，過去是，現在還是兩個濱海的世界：一個是地中海的世界，一個是北歐和西歐的世界，在曆史、氣候和物產等方麵，它們有顯著的不同。”當然，如果稍微詳細一點劃分，還可以把北歐和西歐的世界一分為二：一為北海-波羅的海西、北岸的濱海世界，一為以德意誌平原為主體的內陸世界，同時還加上一個由俄羅斯平原與周遭山地構成的東歐世界。從人文地理的角度看，這種劃分在特定的時限範圍內，對政治、經濟、社會以及人們心理的影響都是十分巨大的。而前麵三個世界，正是歐洲民主社會主義三大模式的地理基礎。
地中海北岸是現代歐洲文明的發源地’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充當了東西方文明的橋梁。古羅馬帝國時期，羅馬人憑藉武力對其東部遠勝於己的各古代文明（埃及、小亞細亞、希臘等）實施政治統治，對其西部則在殘酷征服的同時，“起著文明使者的作用，將東方的古老成就和希臘與羅馬本身的最新文化傳播到那時還處於落後狀態的各國”。在羅馬帝國西部，羅馬化是極其徹底的，拉丁語成為當時的口語，而且直至今日仍在法、意、西、葡諸語言中保留下來。正是由於古羅馬帝國的作用，地中海諸國有了共同的曆史。而險峻的阿爾卑斯山脈，恰好充當了南歐曆史同中歐和西北歐曆史交融的屏障，使地中海北岸山地形成了一個有別於歐羅巴平原的獨特世界：希臘一羅馬世界。巴黎盆地作為地中海文明突破阿爾卑斯山後的第一個驛站也被包容於這個世界之內’構成這個世界的北部邊緣。在它的北方，即今天的中歐和西北歐，則是道道地地的“野蠻人”居住區。事實上，一直到地理大發現前夕，北地中海三大半島在農業文明方麵都是走在歐洲前列的，穀物、葡萄酒和橄欖油作為“地中海的三大出產”享譽整個歐洲。基督教的出現以及羅馬教皇製度的產生，肯定了地中海作為歐洲思想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中世紀歐洲兩個商業世界裏，地中海貿易網（另一個是北海-波羅的海貿易網）也始終居於支配地位。不過，繁榮有時候也會成為發展的羈絆。地中海貿易網所經營的典型商品主要是奢侈品，無法調動廣泛的社會購買力，且享樂之風十分盛行。相反，北海-波羅的海貿易網則基本上都經營生活必需品。這種經營傳統的差異，對後來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風氣都留下了很長遠的後遺影響。
麵對強大的東方遊牧民族和繁榮的地中海文明，西歐諸民族，尤其是地處亞歐大陸西部邊緣地帶的低地國家和英倫三島的居民，以一種十分孤立、脆弱的心態，從偏遠的角落窺視著遠比他們發達的內地。西歐人常常感到自己被孤立在亞歐大陸西端，不但被地中海文明的陰影所籠罩，而且還不斷受到來自東方進攻的威脅。匈奴人、日爾曼人、阿瓦爾人、馬紮爾人、蒙古人、突厥人，一批批沿著亞歐大草原這條傳統侵略路線“光顧”西歐。於是，在10世紀前後，海盜式的生活方式在西北歐盛行，東方的強大遊牧民族掠奪他們，他們則掠奪比自己更弱小的民族。這在後來發展為全球性的殖民擴張。惡劣的生活環境使西歐人崇尚生存，崇尚競爭，崇尚實實在在的物的攫取。我們常說西歐人（尤其是英國人）是務實的，大概最初的起因要追溯到這裏。
處於地中海世界和北海-波羅的海世界之間的內陸德意誌平原，當時還是一片戰亂和愚昧。不過，以查理曼為代表的一批富有才幹的統治者作為戰亂和愚昧的產物和治理者出現了。査理曼帝國同羅馬教皇采取了合作的態度：“教會與帝國，精神與國家，將在同一神聖事業中作為兩把有力的寶劍來使用。”當然，査理曼帝國是鬆散的、短命的，但從此以後，龐大的政治統治、廣泛的宗教妥協、贏弱的經濟實力和頻繁的邦際衝突，成為曆史給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留下的重要遺產。綿延近900年的神聖羅馬帝國，便是這些遺產的博物館。
地理大發現使歐洲的商業中心逐漸由地中海地區轉移到大西洋沿岸，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運動由南向北擴展，最後在北海-波羅的海地區這一前資本主義文化的沙漠地帶獲得了最大的成功，西北歐以其創造性的生命活力和豐厚的經濟收入迅速取代地中海地區成為歐洲的新中心。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尼德蘭、大不列顛、斯堪的納維亞一帶幾乎是未經過強大專製王權統治就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很多原始的民主形式得以保留。尤其是斯堪的納維亞，這種躍進表現得更為明顯。而此時，地中海北岸各國正處於王權和教權的異常嚴酷的控製之中；內陸的神聖羅馬帝國則作為舊秩序的守護者抗拒著新的生產關係，社會發展水平十分低下。
18世紀末期的法國大革命嚴格說來不是一場經濟的革命，而是一場政治的革命。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不是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而是18世紀哲學的催化，其中反宗教的激情成為大革命的誘因。波旁王朝的極端專製引起了人們對極端民主的渴望，但經濟發展的滯後又從根本上妨礙著民主秩序的建立。這種矛盾在地中海各國中很有代表性，並最終導致了形成南歐社會的極化、激進化和政治化程度遠比其他地區高這一特征。
大革命的精神越過國界，成為世界性的革命。它的一係列政治法律準則，如人生而平等、廢除特權、人民主權、社會權力至高無上等，很快在世界的其他地區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整個19世紀，都是法國大革命的世紀。但是，各國和各個地區由於發展程度和民族特性的差異，從大革命精神中所獲得的益處是不等量的。就歐洲而言，北海-波羅的海國家於漸進改良的政治經濟氛圍中，持續穩定地消化著大革命的精神成果；內陸國家在專製統治之下有意識地引進一些民權原則，實施著一種有彈性的二元蒂國統治秩序；地中海國家則在反複的鬥爭、頻繁的動亂中曲折地發展著，大革命的精神原則雖然始終是各種社會勢力的思想膠著點，但取得的實際成效並不大。
這時候，現代社會主義運動登上曆史舞台。它一開始就在不同的地區表現出不同的特點。有的內化於勞工運動，有的表現為理論運動，有的則歸結於無政府主義恐怖暴動。這是當時當地社會環境作用的結果，而當時當地社會環境的形成則是同上述曆史發展進程所留下的種種曆史遺產分不開的。概而言之，這些曆史遺產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經濟方麵，北海-波羅的海貿易網對生活必需品的重視以及地理大發現所提供的良機，導致了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傾向於大眾化、實用化和規模化；地中海貿易網對奢侈品的經營和前資本主義享樂文化的發達，使傳統的手工業生產在經濟生活中長期起主導作用，小農的長期存在和小手工業的發達對資本主義規模經營形成了嚴重的阻礙；內陸地區頻繁的邦際衝突造成了經濟發展的滯後，但各邦之間的種種聯係（戰爭與媾和、統治與被統治、對抗與結盟、文化交往與經濟貿易等）則為後來德意誌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準備了條件。
政治方麵，北海-波羅的海地區有史以來缺乏強有力的行政統治，民主傳統卻十分悠久，王權力量同貴族力量之間曆來存在著某種製衡作用，原始的議事會、法事會以及近代的議會等種種參政議政製度起源較早且持續發展，久而久之，政治民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被認為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自然結果，因而不易引起人們特別的關注，政治化程度相對較低；地中海地區既經受過古希臘和古羅馬民主的熏陶，也經曆過基督教大一統和極端專製王朝的統治，同時還是文藝複興運動的濫觴之地，空想社會主義的主要發源地，法國大革命的震蕩中心和拿破侖占領的直接屬地，專製與民主交替，理想與現實斷裂，社會政治化程度一直很高，反秩序色彩很濃；內陸地區幾乎談不上民主傳統，中世紀專製製度也不發達，它所需要的是建立秩序，而不是摧毀秩序，沒有既定秩序可供摧毀，但卻隻有秩序的建立才能使它強大，因而曆史給內陸地區人民留下的主要遺產是對秩序的渴望和崇拜。
社會方麵，北海-波羅的海地區保留了較多的氏族文化遺留，不少氏族社會的組織管理方式經過上千年不間斷的發展而融入現代社會之中，如不同形式的議事會和群眾集會一直延續下來，很多不成文的習慣法成了現代人的行為規範，重視組織工作等等；地中海地區經過發達的小生產的孕育和反複的政治動蕩的洗禮，社會的極化現象十分明顯，人們被“分割成一個個陌生的小團體，彼此漠不關心”；內陸地區則由於對邦的臣服衍變為對集團的忠誠，經濟的落後和對秩序的渴望加深了這種忠誠，致使德意誌社會幾乎不存在個體觀念，隻存在群體意識，政治的社會化程度很高，而這種社會的集團化和規模作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法國和意大利產生無與倫比的小提琴手：德國則產生出類拔萃的交響樂團”的意旨所在。
思想方麵，北海-波羅的海地區在長期的經濟實用主義和政治漸進主義的影響下，形成了凡事講求實效、反對走極端的思想方式，以實用、中庸、均衡為思想的落腳點；地中海地區在高度政治化社會的長期培育下，激進主義思想擁有廣闊的市場，革命觀念深入人心，人們寧肯“先要改革，後要自由”；內陸地區處於經濟不富裕、政治不民主的雙重壓力之下，既不可能學習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的現實妥協，也不可能模仿地中海地區的革命激情，而隻能沉湎於理想主義的思辨之中，在自己的思維裏構築理想的天國，理論和實踐的鴻溝與生俱來。
限於篇幅和本章的總體結構，上麵對曆史遺產的勾畫隻能是粗線條的，不可能全麵展開。這些遺產隨著資本主義時期民族的形成和發展而不斷積澱和融化於不同地區人們的觀念和行為規範之中，逐漸定型為相對固定的民族特性，對各自的社會進化施加著巨大的影響。同樣，在探討民主社會主義諸模式的民族文化傳統根源時，民族特性也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麵。
二、民族特性
這裏即將討論的民族特性，並不是指各獨立民族所具有的不同特征，而是以本書第一章所設定的歐洲三大地理區域為集合單位，探討各區域內諸民族所具有的共同特性，以便揭示它們對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分化的深刻影響。
（1）地中海民族：自由主義與革命精神
地中海地區是歐洲民主自由傳統最為源遠流長的地區，同時又是君主勢力和天主教大一統勢力最為頑固的地區。它曾經曆過遠古的輝煌，卻又不得不麵臨近世的衰微。民族精神中蘊含著一種深刻的矛盾、對立和分裂，缺乏有效的妥協。“它在行動中如此充滿對立，如此愛走極端，不是由原則指導，而是任感情擺布”，托克維爾在描述法蘭西民族特征時所說的這句話對地中海民族來說很有代表性。
地中海各民族是崇尚自由的民族，不管是法蘭西人的“好爭吵”，還是意大利人的“靈活”，其實都深深地體現著一種對自由的渴望和衝動。甚至連伊比利亞文學的獨特風格和巴爾幹世界的永恒動蕩，也程度不等地反映了一種桀驁不馴的自由天性。然而，地中海地區卻比歐洲的其他任何地方都經受了更長久的專製統治。幾百年來，爭取自由的革命不斷，維護秩序的專製也不斷；每一次曆史大事變都十分突然，十分徹底，十分迅猛，事變的結果卻又充滿矛盾和反複，缺乏後勁。在周而複始的循環和碰撞過程中，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深層驅動力，革命精神作為一種情感表現，都得到了強化，並積澱為地中海民族共有的重要民族特征。但專製政治秩序和小生產經濟基礎的頑強存在，卻使這種優秀的民族品質在現實中常常遭到扭曲：對民主的不懈追求卻限製了個體人的自由，進而導致極端的專製恐怖；革命的迭起風暴卻助長了無政府主義的盲動，終使“龐大的規劃”不能成就“偉大的事業”。
正是由於理想光輝和現實苦痛的巨大落差，地中海各民族在豐富的人民革命和民主鬥爭遺產的基礎上形成了高度的政治自覺。經濟上無法滿足的願望往往渴求政治上的解決，相信革命能帶來一切，致使地中海國家隨時可見風起雲湧的階級鬥爭。尤其是法國，它被史學家稱為“階級鬥爭的典型國家”，社會政治化程度的高漲在曆史的動蕩時期表現得更加明顯，它常常推動曆史突飛猛進，如法國大革命的徹底性、伊比利亞國家70年代民主化運動的聲勢浩大等。但是，這種政治積極性又容易被反動勢力所利用，造成曆史的急速後退或長期停滯，法國的波拿巴主義、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伊比利亞和希臘的獨裁專製莫不如是。各國社會黨能在70年代剛剛成立或改建的基礎上，幾年之內贏得巨大選舉勝利，上台執政，應該說是大大得益於地中海民族這種高度的政治自覺，而它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相繼走向迅疾的衰落，大概也得歸因於此。事實上，任何一種社會運動在地中海民族強烈的自由主義和革命精神之民族特性麵前，都無法獲得持久的生命力和保持始終一貫的風格。它要不斷地經受毫無節製的觀念更換和社會動蕩的考驗，因而完全可能變化多端，難以捉摸，也可能強弱無常，大起大落。前文所述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在地中海地區的曲折發展及其呈現出來的典型特點，如缺乏理論體係和組織依托，政治觀念忽而激進忽而保守，內部派別鬥爭激烈，結盟對象忽左忽右等等，無不深深體現了這種民族特性的烙印。
（2）北海-波羅的海民族：實用主義與妥協精神黑格爾說：“培根所真正關心的是現實而不是理論。在這一點上，培根可以說是他的民族的典型。”正是在培根生活的16世紀末17世紀初，商業貿易從奢華的地中海貿易網轉移到了務實的北海-波羅的海貿易網，作為新興中產階級精神產物的新教思想也在這一地區廣泛傳播，資產階級文化觀念迅速勃興；經濟理論、法律製度等實用學說空前活躍；征服世界、管理世界的現實勇氣備受推崇；效益、競爭、價值等經濟觀念相繼確立；在政治思想上，對社會民主、自由、財產權的追求逐漸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願望。形式主義的東西逐漸失去了市場，在歐洲大陸被看得比生命還寶貴的最高榮譽體現的種姓製度，唯有在英國被“摧毀而非改頭換麵”，這使貴族和平民可以“從事同樣的事務，選擇同樣的職業”。理論從思辨的真空落到經驗的現實，“不列顛經驗主義”的興盛成為這一時期的重要思想成果。經濟主義的勃興以及由此而帶來的物質生活上的種種好處，加速了思想理論同心理行為的溝通，“實用”成為人們處理一切問題的出發點。盡管“憑借自己的進取精神而致富置產的中產階級商人，開始厭惡君主的絕對權力”，但他們“又認識到對法律和秩序的需要是基本的”，因而主張漸進的改良和相互的妥協。這種相互妥協的範圍是十分廣泛的，包括中產階級同貴族之間，民權同王權之間，議會同國王之間，以後又漸次發展到金融資本同工業資本之間，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等等。並且，“從這個時期起，英國人典型的愛妥協世代相傳下來”，成為世所公認的大不列顛民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