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發展必然引起相應的政治變革。作為一個廣泛的社會改良運動，民主社會主義謀求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際關係的全麵民主化。但由於社會民主黨人主要是通過在現存社會秩序中盡可能充分地贏得政治權力（參政執政）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因而它首先表現為一個政治運動，各國的政治變革進程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漲落及諸模式的形成都有著十分直接而巨大的影響。政治變革進程，實質上是指政治的現代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核心的內容是政治權力逐步從專製走向民主，同時，伴隨著戰爭與和平的交替，社會各集團各階層力量的變化等等。勞工運動的開展是近現代政治變革的一股重要推動力量，同時也是其內容的一個重要方麵。上述種種，在歐洲三大地理區域內的發展道路、表現形態以及實現程度都是不相同的。正是這種不相同，構成了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形成不同模式的又一個重要根源——政治根源。就各自與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相聯係的密切程度而言，政治根源比前麵討論的文化根源和經濟根源更加直接。
一、從專製到民主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認為，一個現代化的政治體製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1）創製新的政策，以便由國家采取有效的行動來推動經濟和社會的變革，解決現代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種種問題：（2）接納新的社會力量，不斷同化現代化所造就的並具有新的社會意識的各種社會勢力，使社會成員盡可能廣泛地參與政治。盡管政治現代化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但它主要還是指同工業化所引起的深刻社會變革相適應的一種民主政治秩序。我們也正是基於這一考慮，才引用亨廷頓的上述標準來界定歐洲各國政治的專製與民主程度。因此，這裏的民主並不是指“人民主權”或“人民當家作主”。它隻是借用西方學術界的一個概念，以標明歐洲各國政治發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狀態，進而探討不同地理區域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所處的不同政治環境對形成民主化社會主義諸模式的不同影響。
根據以上標準，北海-波羅的海國家最早、最平穩地完成了從專製到民主的過渡。從形式上看，大不列顛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政體大概是變化最緩慢、保留封建社會痕跡最多的國家，君王、爵號照樣存在，議會、政黨沿襲不變。但從內容上看，這些國家則是資本主義民主享受得最充分、所花代價最小的國家。試想，它們在曆史上並不曾有過為了爭取民主權利而進行的流血鬥爭，可在每一個曆史時期，它們同其他歐洲國家相比，誰所承受的專製陰影更濃呢？現在的國王、貴族、議會和政黨雖然同它們產生之時的稱謂出入不大，可就權利和責任而論，今昔對比，到底還有多少共同之處？一切的變化都是在不露痕跡的漸進中完成的，北海-波羅的海國家在漫長的歲月中逐漸地和平地完成民主改革。
英國自1688年“光榮革命”、1689年《權利法案》和1701年《王位繼承法》確立了君主立憲的現代議會政治製度以後，300年來其基本形式幾乎未曾變動。但隨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相繼走上曆史舞台，1832年、1867年和1884年對議會下院的組成和選舉進行了三次意義深遠的改革，一步一步地把選舉權從貴族擴大到資產階級，再從資產階級擴大到無產階級，基本上實現了成年男子普選權。此後，1909年、1949年、1958年，改革的觸須又相繼伸進了以貴族血統為基礎的議會上院，使之逐步從一個權力機構變成一個谘議性或榮譽性機構。普選產生的議會下院真正成為了國家權力的樞紐。迄今為止，英國還沒有一部被稱為“憲法”的法律文本，可幾百年來陸續製定和形成的一係列政府法規、議會提案、政治宣言以及傳統慣例，都構成了英國政治機構、社會組織和公民的行憲準則。正是在這種不斷形成、不斷更改和不斷補充的“集合憲法”指導下，統治階級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政策，以適應不斷變化著的社會，並逐步把新的社會力量吸收進政治體係。
於是，舊製度一點一點死亡，新社會一步一步誕生，英國政治社會的民主化以加倍的耐心和無與倫比的妥協精神實現著，同時也是以不可逆轉的趨勢前進著。
北歐國家的情況同英國十分類似，甚至比它更加溫和、平穩。
具有悠久民主傳統的北歐各國大體上從12世紀開始就陸續出現主要由貴族把持的新型議會。議會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常起著重要作用，不但貴族利用議會反對王權，而且隨著14-16世紀等級議會在北歐各國陸續形成並日趨活躍，市民和農民也與貴族、教士並列參與國家政治生活，這使“議員在同國王合作的條件下，能夠聯合作出一些代表整個民族利益的決定，而老式的議會卻沒有這方麵的功能”。專製王朝建立後，議會就成了可以與之對抗的現成工具。因此，北歐國家的專製製度同英國專製製度一樣，本身就含有一定的民主因素，與地中海國家那種極端的專製統治是不一樣的。隨著這種相互製衡的政治製度的逐步發展，北歐國家在滯後但卻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推動下，和平而漸進地走向政治民主化，未曾經受任何起義或內戰之類的流血事件。從19世紀初開始，北歐各國在100多年的時間裏相繼通過憲法，廢除貴族特權，確立議會民主製度，實現貴族和市民的聯係，比較順利地走上了一條以漸進改良為特征的政治民主化之路。20世紀初工黨（社會民主黨）被接納進政治體製，並日益成為其中的主角，進一步推動了政治的民主化進程。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典成功地嚴守中立，保持了自己曆史發展的延續性。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法西斯對芬蘭的控製以及戰後蘇聯勢力在芬蘭的加強，隻是表現在國際政治關係方麵，對國內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影響並不大。這一點也適用於德國法西斯對挪威和丹麥的占領。因此，北歐各國從專製走向民主的道路是完全英國式的，它也是通過數百年的有群眾直接參與的曆史演進，使人民逐步擺脫專製主義的陰影，同時形成根深蒂固的民主政治環境而實現的。
很明顯，北海-波羅的海國家的政治民主化模式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模式，代價最小而根基最穩。但是，這種模式的進展需要具備兩個必要的前提：（1）社會力量有組織、有理智、有耐心的鬥爭，通過鬥爭持續不斷地給統治階級施加壓力而不激起統治階級的強烈反抗；（2）統治階級適時的、適度的讓步，通過讓步不斷吸收新的社會力量並進行自我改造，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社會的穩定發展。並不是所有的社會和民族都能夠產生這樣兩個前提，北海-波羅的海地區妥協的民族特性和高度的經濟發展為它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心理和物質條件。當然，北海-波羅的海國家地處歐洲大陸邊緣，不易成為國際政治鬥爭的焦點，而較早的資本主義發展又準備了足夠的實力不容其他國家窺伺，使之有足夠的餘地按自己的模式向前發展，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國際條件。地中海地區和內陸地區便不具備這種有利條件。正如克賴斯基所說，民主的進程並不是任何地方都像大不列顛和斯堪的納維亞那樣從容不迫地、有計劃地、平穩地向前推進，戰爭和動蕩使民主的發展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地方都充滿了曲折性。因而，在北海-波羅的海地區這種獨特的政治環境中孕育和發展起來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形成龐大的組織規模，保持始終一貫的漸進發展態勢，養成務實的行為習慣，進而積澱成同自己的對手形似對立實則妥協的思想傳統，自然都是順理成章的了。
地中海國家的人民則無法享受到這種漸進的安恬，他們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如同他們的經濟發展道路一樣，充滿了曲折和反複。專製主義的陰影總是籠罩在上空，人們麵對高壓已習慣於用槍炮解決政治問題，致使政治民主化要在無數的流血和犧牲、多次的顛簸和倒退之後才能向前邁進一步。每一次反對舊秩序的革命都表現得十分激進和徹底，但先進的思想卻缺乏牢固的組織和心理基礎，激烈的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新的政治秩序時時麵臨著大廈將傾的危險，舊勢力或舊勢力的靈魂總是在新的形式下複活，致使革命的成果發生蛻變，社會又回複到革命前的起點。當然，這種回複並不是簡單的回歸，革命中產生的新思想和新組織必然要在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跡。於是，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反複鬥爭，新思想的因子一點一點地積聚，最後連社會上最保守的集團也不得不接受新思想所規定的現實選擇，從而完全消除了專製勢力反撲的可能，政治便實現了民主化。如此看來，曆史的發展歸根結蒂是漸進的，任何超越某些步驟的跳躍都會為它所未能清除的舊勢力殘餘付出代價，都必須回過頭來補課。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是一場反對最強大的專製王朝的最徹底的民主主義革命。可這場革命在艱難和曲折中反反複複半個多世紀以後，還是以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建立而告終，以致托克維爾認為，應該把法國1780年以後的60年曆史看作一個整體，統稱之為法國革命。在這60年中，“人們多次看到對自由的酷愛時隱時現，再隱再現”，但它總是“膚淺而易逝”；“人們多少次想打倒專製政府，但都僅僅限於將自由的頭顱安放在一個受奴役的軀體上”。是的，1789年革命中建立的第一共和國僅僅在數年之後即被第一帝國所取代，進而導致王朝複辟；1848年革命打出的第二共和國又在短短5個年頭之後讓位於第二帝國，直到1875年方最終確立資產階級共和製。百年回首，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會，也確立了“自由”的政治製度，可不久人們就忘記了自由，先是甘當“世界霸主”拿破侖·波拿巴的“平等的奴隸”，繼而擁戴“曆史小醜”路易·波拿巴為自己的新主人，專製主義仿佛成了法國政治生活中不可擺脫的傳統。其間，人民並不是沒有抗爭，雅各賓恐怖、七月革命、二月革命、六月起義、巴黎公社，反專製主義的抗爭並未曾止息，有的溫和，有的激進，有的悲壯，有的慘烈，但無不以失敗而告終。即使在1875年共和憲法通過以後，專製複辟的陰影也時有所現。不管是19世紀末的布朗熱事件和德雷福斯事件，還是20世紀30年代一度活躍的法西斯組織，從中都不難看到專製主義的陰影。
更為意味深長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建立了議會民主製的第四共和國，可是，這是一個非常民主卻又非常不穩定的共和國，議會爭吵不休、內閣危機層出不窮，致使國內外事務都難以正常處理，隻得把半專製主義色彩的戴高樂主義請上最高權力的舞台，宣告了這個以典型的議會民主製聞名於世的共和國壽終正寢。第五共和國半總統製的建立實踐著戴高樂所謂“管理人民”的思想：“人們需要有人來對他們加以管理，就像他們需要吃喝睡一樣。人們是需要有組織的政治動物——即需要秩序和領袖。”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戴高樂如何思想和行動，而在於半總統製的第五共和國確實比議會民主製的第四共和國政局穩定得多，經濟發展也要迅速得多，說明這種政治體製符合法國的國情，反映了法國社會中專製思想和民主思想的某種交織雜存狀態。讓·達尼埃爾說得好：“自1789年大革命以來，這個民族被一分為二了。……一個是大革命繼承者的法國；一個是天主教繼承者的法國。”因此，“法國政權的演變無一不有一種追本窮源並且受到君主製啟示的先例。”
同法國相比，另外幾個地中海國家民主與專製的反複鬥爭雖然沒有這麼典型，但長期以來專製的陰影更加濃厚、民主的輝光更加稀微卻是無疑的。意大利1799年被拿破侖攻占成為法蘭西第一帝國的一部分。1814年拿破侖退位後，又落入比拿破侖帝國更加專製腐朽的奧地利和西班牙的統治之下，處於封建割據狀態。
1820年、1830年和1848年，意大利人民為反抗專製政體和外族統治，相繼發動了人民起義，並在部分城市和地區成立了共和國，但很快即遭到國內外反動勢力的鎮壓。1861年意大利王國成立，並頒布了皮埃蒙特憲法。該憲法規定國王為最高國家元首，掌握行政權；實行兩院製議會，立法權由國王和兩院共同行使。這是一種被稱為“二元君主立憲製”的政治體製。本來隨著政治民主的逐步發展，社會各階層民主權利的逐步擴大，這種體製可以向完全的議會民主製過渡。可是，意大利缺乏民主傳統，政府無視法律而自行其是的現象時有發生，到19世紀末甚至出現了獨裁的軍政府，並試圖解散議會，實行王權專製。這個計劃雖然未能實現，但專製的陰影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成為軍國主義擴張的一個重要源泉。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意大利混亂的社會形勢和激烈的階級衝突則導致政治走向全麵反動，法西斯獨裁統治在意大利首先確立。皮埃蒙特憲法名存實亡，民主權利被大肆褫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就實行何種政治體製的問題，意大利國內存在著兩種尖銳對立的政治力量：一方是以梵蒂岡為中心的保守勢力，力圖保持君主立憲製，阻撓民主改革；另一方是以意共為首的民主力量，要求徹底廢除君主製，實現共和。1946年6月，意大利舉行全民投票決定國家體製問題。結果，共和派以54.3%的選票獲勝，意大利共和國正式成立，民主得到了製度上的保障。但是，法西斯主義的殘餘仍然存在，嚴重幹擾著意大利的政治生活。1960年新法西斯主義分子尋釁鬧事，引起了嚴重的政治動亂，使共和國經受了一次嚴峻的考驗，共和製雖然保住了，可政局不穩，社會秩序混亂，黑手黨猖厥，新法西斯勢力近年來又趨活躍，這些都程度不等地妨礙了意大利政治民主的充分實現。
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在15世紀後期就建立了專製王權，此後直到本世紀70年代獨裁統治的最終完結，400年間就一直未曾擺脫過專製的陰影。人民開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可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西班牙從1808年到1854年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就相繼爆發了四次人民革命，可每次都是推翻了舊的專製，又迎來了新的專製，直到1868年第五次革命才勉強建立起一個共和國。但共和國僅僅維持了5年多就被軍事政變推翻，導致王朝複辟。1931年，第六次革命爆發，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得以建立。可8年之後，極端獨裁者佛朗哥又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把共和國徹底扼殺，西班牙進入長達36年的個人獨裁統治時期。1975年佛朗哥死後，西班牙才最終走上君主立憲製的民主化道路。葡萄牙雖然沒有經過這麼多的革命和反革命，但政治民主化進程的曲折和遲緩卻與此驚人地相似。1820年葡萄牙革命雖然在形式上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但國家卻陷入立憲派和專製派的長期鬥爭之中，民主政治秩序終難建成。1910年，葡萄牙爆發共和派革命，建立共和國。但共和國存在的16年中政局動蕩不安，政變、暴動層出不窮。美國學者査·愛·諾埃爾認為，1910-1926年間的葡萄牙共和國動蕩不定的程度甚至超過了任何一個受革命力量震動最大的拉丁美洲國家。1926年，軍隊發動政變，推翻共和國，建立“沒有獨裁者的獨裁國家”。兩年後，薩拉查獨裁統治正式確立，薩拉查及其繼承人執掌葡萄牙政權長達46年之久。直到1974年再次發生軍人政變，推翻獨裁統治，恢複共和政體，政治民主化才得到較大發展。另一個地中海國家希臘從專製走向民主的道路同樣充滿了曲折和反複。1829年希臘擺脫土耳其的統治獲得獨立，1832年成立希臘王國。1924年經公民投票改為共和製，1935年王朝複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希共力量與親國王派發生內戰，希共失敗，希臘確立君主立憲政體，但政局動蕩，閣潮迭起。1967年，軍人發動政變，建立獨裁專製。7年後軍政府垮台，共和政體得以恢複，希臘緩慢地走上了相對平衡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因此，70年代中期獨裁政權的倒台標誌著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的政治秩序從專製跨入了民主的大門，但三國的政治民主化過程是否結束，會不會再出現反複，此時下結論，恐怕還為時尚早。
地中海諸國長期的專製統治和反複的反專製鬥爭，使社會矛盾始終處於十分激烈的狀態，社會力量分裂成尖銳對立的兩極：一極極端保守，一極極端激進。兩極之間，缺乏一個溫和而強大的緩衝帶，衝突一觸即發。在這樣的基礎上誕生的政治體製必然是十分僵硬的，缺乏彈性，既不可能消融舊的社會勢力，又不可能吸收新的社會勢力。政治統治者，不管是專製主義者還是共和主義者，都由於缺乏廣泛的社會支持而不可能作出積極有效的、能推動社會前進的政治經濟決策，地中海社會便在反複與動蕩之中呈現出某種停滯（或者說進步特別緩慢）的特征。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極化的社會結構，使代表社會兩極的政治力量——保守黨和共產黨擁有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基礎，而代表溫和的中間勢力的社會黨卻長期得不到發展。但是，待政治民主的大門在70年代陸續敞開之後，人們高漲的變革欲望又被激發起來，情況便發生了戲劇般的變化。這時候，作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主要階級基礎的新中間階級已經崛起，資產階級右翼政黨的保守政策、政治腐敗和對大資本的維護引起了社會上越來越多的反感，人們急欲尋求一種民主的替代；而共產黨的一些左傾主張又容易使人們產生疑慮，害怕剛剛推翻舊的專製，又換來共產黨的新專製（虛擬的“蘇聯威脅”在戰後一直籠罩在歐洲上空主張漸進改良的民主社會主義力量由此贏得了日益廣泛的社會支持，成為政治民主化的最大受益者。作為政治民主化進程主要推動力量的共產黨，在民主真正到來之時，強大的政治地位卻被社會黨取代了（在意大利，表現為共產黨的社會黨化）。當然，由於置身相對激進和極化的社會環境，作為左翼領袖上台執政的社會黨也不得不帶有比它們西、北部的工黨和社會民主黨同伴更激進的特征。法國社會黨甚至公開宣稱，自己在經濟結構特別是生產關係結構的變革方麵絕不社會民主黨化不過，民主秩序建立過程的艱難和時間的短暫，卻限製了民主基礎的發育，反複的可能性隨時存在。這進一步加劇了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缺乏自成特色的理論體係，缺乏始終一貫的既定戰略，缺乏穩定的政治盟友，缺乏牢固的組織基礎等弱點。各國社會黨的領導人實際上都有密特朗同樣的苦衷：不是他們在治理和改變國家，而是國家在治理和改變他們。80年代的燦然崛起和90年代的倏然衰落，同樣清楚地表明了地中海地區獨特的政治環境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決定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