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
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腐敗現象是最近20年來全國人民群眾始終關注的一個嚴重現象。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一再強調，腐敗現象及其相關的黨風和社會不正之風，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所以，作為21世紀成功人才，對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要培育一種廉潔奉公的作風，這是人才政治素質修養的關鍵。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反對腐敗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我們黨是任何敵人都壓不倒、摧不垮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絕不能自己毀掉自己。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警鍾長鳴。”
黨的十六大報告也指出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全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不堅決懲治腐敗，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就會受到嚴重損害，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可見，保持清正廉潔的作風，堅決反對腐敗現象，已成為黨政幹部一項突出的政治素質。
什麼是腐敗？在現實之中有各自不同的定義和主張。綜合各個研究成果，比較全麵而準確的腐敗定義應該是這樣的：腐敗是公共權力或管理職能的濫用、變形和變質。腐敗的主要表現形式是以權謀私，侵犯公共利益，腐蝕和破壞現存社會關係的行為。
在現實社會中，人們談論的“腐敗”這個概念包括四個不同層次的含義：腐敗分子、腐敗行為、腐敗現象、腐敗風氣。這是四個具有一定聯係但性質各不相同、內容各不相同的概念。
第一是腐敗分子。腐敗分子是指嚴重觸犯黨紀國法、具有相當嚴重腐敗行為的人。這樣的人是極少數的，由於他們嚴重觸犯了黨紀國法，是要受到嚴厲懲處的。
第二是腐敗行為。這是研究腐敗問題的核心概念，是反腐敗研究的主要對象。凡是行為屬於腐敗概念的主體，包括個人、團體、機構的行為，都屬於腐敗行為。腐敗行為具有程度不同的差別。具有某些腐敗行為的人和機構，如果尚未達到某種法律和政策的界限的規定，是不能稱作腐敗分子的。
第三是腐敗現象。腐敗現象是一個比較廣泛的概念。它包括一切具有腐敗特征的個人、行為、事物、言論等。
第四是腐敗風氣。腐敗風氣更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它是指一切屬於腐敗的言論、個人、機構、事件、行為和習慣勢力的範疇。
我們必須在認識腐敗問題的時候，區分這樣四個不同的概念，采取不同的政策處理不同的矛盾。一般情況下，人民群眾在談論腐敗的時候，往往籠統地包括這四個方麵的內涵，不加區分。這種不加區分具體的腐敗內涵的說法，往往在判斷全國形勢的時候，會把腐敗問題估計得過分嚴重。比如有一種說法：全國處級以上幹部100%的都腐敗了；全國科級幹部50%以上都腐敗了。這樣的估計顯然是把腐敗分子的概念擴大化了。如果把具有一般腐敗行為的幹部，或者沾染了腐敗風氣的幹部，或者具有腐敗主張和言論的幹部，都作為腐敗的成分來估計，不但嚴重地違反了事實，把腐敗擴大化，而且也會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從而喪失反腐敗的信心。一般群眾的這種不科學的說法，需要科學的引導和解釋。不過，這種不科學的說法倒是可以轉化為我們認識腐敗現象嚴重性和增加反腐敗緊迫性的動力。
腐敗現象是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背叛，是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背叛，也是對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背叛。毛澤東同誌曾經與黃炎培先生探討新生社會主義政權跳出“興亡周期律”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的成敗，關鍵在於全國的黨政幹部自身的建設。尼克鬆曾經對東歐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高層黨政幹部作過考察，他認為，這些國家的領導幹部，完全失去了理想信念的熱情，變成了追名逐利的官僚，這種國家就會不堪一擊。尼克鬆不幸言中。蘇聯、東歐國家的教訓我們應該記取。
防腐倡廉必須從自己做起，從現在做起。隻要絕大多數黨政幹部從世界觀和人生觀、價值觀、理想和信念的高度做到清正廉潔，以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真心實意嚴格要求自己，就會戰勝腐敗現象，跳出政權興亡的周期律。現在，全國人民群眾反對腐敗現象的呼聲越來越高，一切願意傾聽人民群眾呼聲並對黨的事業負責的人才和黨政幹部，一定會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作出正確的選擇。
（2）所謂“腐敗合理論”
思想意識曆來是人們現實利益的化身。自從腐敗現象成為全國人民注目的嚴重現象以來，就出現了為腐敗現象辯護的所謂“理論”。早在1989年春天，刊登在《光明日報》上的某知名人士對一個所謂“青年經濟學家”的訪談，就是典型代表。這是第一次出現所謂“腐敗合理論”。
為了給當時在改革之中急劇爆發的腐敗現象“官倒”做解釋，這位年輕的“經濟學家”提出，“官倒”和腐敗是中國走向現代化三級火箭當中的第一級，沒有這一級，現代化是推不上去的。他認為，在中國，“從1840年說起，數得上的實業幾乎無一離得開官辦”；“其後，完全官辦逐步演變為官督商辦”；“到了後來，純粹的民族資本家……才出現，正像逐級推動的火箭，沒有前兩級，第三級不會出現。”“我們隻能將今天觸目皆是的大量的汙穢與痛苦看做是改革的代價。官商是階段，不是目的。隻有這一級運載火箭將中國經濟推上去，使鬆下幸之助、榮德生、萬潤南這樣的人脫穎而出，中國社會才有了生機。”為了在形式上自圓其說，這位經濟學家竟然根據自己想當然的邏輯，編造世界近代曆史，說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是靠官倒腐敗起家的，法國也是靠腐敗起家，英國也是靠腐敗發展起來的，這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發達前夕都是經過一段腐敗，才走上發達的道路。這種說教是不符合事實的。英國不但不是靠腐敗起家，而且正是在1830年開始的三次“議會改革”的過程中，消除了當時存在的腐敗現象，才加速了工業化的過程，才能在19世紀60年代成為世界工廠。法國在產業革命的過程之中，正是消除了特大的腐敗醜聞和壓抑人民權力的腐敗現象之後，才成為快速發展的國家，才使得保王黨最後失去了複辟的條件。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由國家推行的“殖產興業”政策，有計劃地製定支持大工業資本發展的政策，有規則地促進民族資本的發展，而不是由執掌國家權力的政府官員去直接介人經濟生活。這與“官倒腐敗”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這位“腐敗合理論”的公開製造者的結論也非常明確：“由此可以看出，在轉換過程中，若讓執掌政權的人完全遠離經濟，社會的漸進性總是較差，容易發生衝突，應使他們的利益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這就是公開為政權的上層、執政黨的深層人物利用權力介人經濟，成為暴發戶製造根據。“腐敗合理論”老百姓通不過，對國家安定非常不利。中國近代以來國家實行的企業製度是“官辦”，主要人物和領域是在工業實業方麵；現實之中的“官倒”，主要都在流通領域，是運用權力“拿到批件”、“辦下執照”、“合法炒彙”，是“無本而生萬金”的非規則化腐敗行為。
這種“腐敗合理論”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早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官商官倒現象、價格雙軌製下的以權謀私現象和承包製下的公產私用現象，已經引起社會不滿。政府也從批評“不正之風”，轉到開始承認有“腐敗”問題。為了對付來自政府和民眾的對腐敗的批評，1988年前後，就興起了“原始積累時期不公難免”的論調。與“新權威主義”同時興起的還有各種奇怪的說法：“官倒腐敗是過渡到商品經濟的第一級火箭”，“官倒腐敗是走向改革的不可超越的必經階段”，“忍受腐敗是改革的必要代價”，忍耐過這一段將來就好了，“隻要麵包能做大，怎麼分割都可以”。這些奇談怪論竟然在當時登堂入室大有成為“主流”的態勢，公然為當時初露端倪的“以權謀私”和“以權占產”的腐敗現象張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這樣公開為腐敗現象辯護的所謂“理論”實屬罕見。這種“官倒腐敗合理論”思潮，最終導致了以“反腐敗，反官倒”為口號的大規模的學潮和動亂。在嚴重的政治現實麵前，政府鄭重宣布：“對學生們提出的合理要求，我們將給予明確的答複，對他們提出的合理批評和建議，如懲治官倒、消除腐敗、克服官僚主義，我們將認真聽取和采納，以切實改進黨和政府的工作。”在那場風波剛剛平息之後，中共中央、國務院就頒布了懲治腐敗的主要決定《關於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這個決定宣布要做的七件事，其中第一、二條就是懲治群眾反映的腐敗現象。“一、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要把清理整頓公司作為懲治腐敗、解決分配不公問題的一項重要工作，切實作出成效來。……清理整頓工作首先從國務院所屬公司做起。決定：撤銷康華發展總公司、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其中有的業務移交有關部門處理；中國農村信托投資公司並入國家農業投資公司；保留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但要重新核定經營範圍和資金，把金融和投資分開；對光大實業公司提出進一步整頓的方案。同時，盡快將對這五家公司的審計情況向社會公布。”“二、堅決製止高幹子女經商。首先從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成員和國務院常務會議組成人員做起，實行回避政策，他們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從事流通領域的經營活動；不得在流通領域公司任職、兼職，凡有任職、兼職的必須於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前退出，另行安排工作。領導同誌不得利用職權為親友經商提供任何方便條件。”中共中央、國務院對群眾反映強烈的高幹子女辦大公司的“官倒腐敗”現象的處理，表現了極大的決心和原則性。這種堅決清除“官倒腐敗”現象的行動使得那些為“官倒腐敗”辯護的理論原形畢露。在這種情況下，“官倒腐敗合理”的怪論隻得收場了。那些被群眾指責具有“官倒腐敗”特點的大公司的頭麵人物，也不得不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決定，在規定的時間之內紛紛宣布與那些公司“脫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