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寫作、定稿的三年中，我國政治思想界和學術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1985年底當高放教授指導我定題時，學術界對於工黨的認識仍處於傳統的思想框架之中。當博士論文答辯會舉行時，我黨已把工黨稱為友黨。然而，對於工黨理論和實踐的正確認識，還有待於進一步清理極左傳統，從事實出發，真正做到實事求是。當代世界政治潮流，需要我們有一個更為寬闊的胸懷，更為遠大的眼光，更為求實的思維。
完成這部論著，我長長舒了一口氣。這是我前半生的一個裏程碑，它標誌著我走完了從孤兒到博士的路程。三年攻讀博士學位並非一帆風順。我曾作過中途輟學的決定。當時已困難到常人無法理解的地步。還要堅持嗎？“要堅持下去。你是新中國第一代國際共運專業的博士生，不能退下來。”聽了導師的話，才有了完成博士學業的結局。
這篇論著是在高放教授指導下完成的。他還為我提供了珍貴的個人藏書，幫我査找難得的外文資料，介紹國內資料收藏情況。他細心校閱了初稿、第二稿和第三稿，提出了大量的意見。其嚴謹治學、扶植後輩的精神感人至深。他常說：“我不相信名師出高徒，我認為，嚴師出高徒。”這足見他的負責精神。
本文寫作前曾討教於南京大學教授、英國史學會會長蔣孟引先生東北師大教授盧文中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西歐所王小受研究員。無奈他們溘然而去，謹以此文祭三位先生。
在博士論文答辯會上，中共中央編譯局老一輩學者殷敘彝研究員、北大國政係曹長盛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程秋原和黃安淼教授，都對本文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和耐人深思的問題。人民出版社林穗芳同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所程西筠研究員、遼寧大學王榮堂、孫非、史樹新諸教授，均對本文完成給予極大幫助。以上諸師長令人永誌心田。
我愛人吳雅茹和長子劉揚不僅忍受艱難支持我寫作博士論文，而且在我修改書稿時幫助作了大量的技術工作。在此致謝。
本書責任編輯徐瑞芝同誌在審閱書稿過程中付出大量心血，提出幾十處修改意見和其他寶貴建議，使本書增色。在此表示謝意。
魯迅先生曾講過，一個人的主張得了反對可以促其抗爭，得了讚揚可以促其奮進，唯有如石沉大海或入於大漠一般，才是最可悲哀的。從這一意義上說，作者渴望各方學者批評指正。
劉書林
寫於北京海澱萬壽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寓所
1988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