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布拉格宣言產生的過程
德國社會民主黨1933年6月22日被取締以後，黨的執委會大多數成員陸續流亡國外，最後在布拉格建立起社會民主黨流亡執委會。以韋爾斯和福格爾為首的布拉格流亡執委會，認為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向世界披露真相”，進行宣傳工作，為國內的地下組織籌措經費，提供宣傳品，鼓吹進行“反對希特勒的革命”，並組織領導國內外全黨的抵抗鬥爭。但實際上要起到這樣的作用有著很大的困難。
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的上台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被鎮壓本身已宣告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在此之前所執行的分裂工人階級隊伍、與資產階級政黨結盟政策的破產。可是，布拉格流亡執委會卻繼續堅持同共產黨相對抗的立場，反對同共產黨結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對曆史經驗的痛苦回顧和對嚴酷現實的認真思考促使德國社會民主黨廣大工人黨員和基層幹部紛紛覺醒。他們在積極投身反抗法西斯鬥爭的同時，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執委會的政策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和抵製。在流亡執委會收到的一份報告中說：“凡是碰到青年人的地方，到處都在責罵黨的領袖，到處都在努力同德國共產黨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強烈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的立場”。有的報告說，多數地下小組拒絕布拉格執委會的領導。
此外，早在法西斯上台以前，因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的路線，組織上脫黨而重新建立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國際社會主義戰鬥同盟的社會民主黨左派，也建立了各自的地下組織，他們同在巴黎、英國、瑞士以及布拉格的流亡者一起，在許多刊物上著文批評黨的右翼領導。這些批評集中針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在魏瑪共和國期間所奉行的與資產階級政黨結盟的政策。例如阿·列文特洛夫寫道：“我們已經資產階級化了，而我們的任務卻在於不調和地對待資產階級國家。我們應當執行階級政策，從削弱階級意識的同資產階級的聯係中解脫出來……我們之所以未能阻止法西斯主義的發展，是由於我們處於有很好保障的地位，因此欺騙了自己”。他們的批評，無疑對社會民主黨隊怔的繼續分化和削弱流亡執委會的影響起了重大作用。
布拉格流亡執委會不僅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廣大基層組織和覺員中間威信很低、十分孤立，而且由於黨在法西斯上台問題上的嚴重錯誤和流亡執委會主席韋爾斯在1933年3月退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執行局，在國際上也遭到了譴責，受到了許多國家社會民主黨的批評。
在這種極端孤立的形勢下，布拉格流亡執委會被迫作出某種轉變。首先，讓黨內的左派伯歇爾、奧夫豪澤爾進入執委會。其次，他們考慮要製定一個新的綱領性文件並在其機關刊物《新前進報》和《社會主義行動報》上發表，進行公開討論，以便統一思想，一致行動。
1933年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委托執委會委員施坦普菲爾和林耐爾以及《新前進報》編輯庫爾特·蓋爾三人共同起草一個新綱領。綱領的第一個草案於同年年底起草完畢。這個草案在許多方麵反映了社會民主黨左派的觀點。
草案首先就社會民主黨領袖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政策做了嚴肅的自我批評。草案承認，“社會民主黨由於一係列最嚴重的錯誤和軟弱而遭到災難性的失敗……在不抹殺其他黨的過失的同時，德國社會民主黨首先要引咎自責”。草案說，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奪得政治民主之後，沒有從根本上變革經濟結構和基本生產資料所有製，企圖通過改善工人狀況、實行工人政策、提高工人階級政黨和工會的影響把資本主義製度逐步改造成為社會主義製度，這種嚐試已被撞得粉碎”。草案在總結曆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無產階級政黨在奪取政權以後必須把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重工業和銀行轉變為人民所有製，並且要鎮壓剝削階級的反抗，“每一個反對人民意誌的人都將被剝奪，從而失去公民權利”。同時，草案還猛烈抨擊了資本主義製度，認為“在資本主義製度的危機中階級矛盾空前激化……壟斷資本通過托拉斯和卡特爾克服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的企圖已經遭到徹底失敗”。
草案認為，法西斯主義是中間階層的暴亂，而法西斯主義之所以能夠上台，首先是因為法西斯領袖成功地把大資本的代表、舊貴族集團拉到自己一邊，“為了消滅民主及其締造者——無產者有組織的力量，集合了所有的反動運動”。草案還初步承認實現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統一的必要性，認為“爭取自由和社會主義的鬥爭要求團結所有社會主義力量”，要把所有堅持“自由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其他政黨的代表”聯合起來。
這個草案在自我批評方麵的尖銳措辭嚇壞了流亡執委會的多數人，草案為執委會多數所否決。同時，黨內的左派，特別是許多地下小組也不讚成這個草案，因為他們不同意草案關於法西斯本質所下的定義，強烈要求具體規定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途徑。
布拉格流亡執委會把這個綱領草案交給流亡巴黎的魯道夫·希法亭和格奧爾格·德克爾，委托他們進行修改。在采用了德克爾的具體補充建議基礎上，希法亭又重新起草了一個草案，1934年1月10日寄到布拉格。1月20日希法亭的草案幾乎毫無變動地為布拉格執委會多數所接受，投反對票的隻有奧夫豪澤爾和伯歇爾。在執委會批準之後，文件以《革命社會主義的鬥爭與目標——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策》為標題，於1934年1月28日在《新前進報》和《社會行動報》上同時發表。這個文件就是人們所說的德國社會民主黨1934年布拉格宣言。
二 布拉格宣言的主要內容
布拉格宣言首先明確聲明，德國法西斯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德國工人運動的性質和任務。“在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國家裏，人民正忍受著被奴役和無法製的痛苦。德國工人運動在革命鬥爭中的任務是以自由的權利代替被奴役的地位，以社會主義製度代替無法製的統治”。
接著，宣言分別闡述了七個問題。
在第一部分以“革命鬥爭的條件”為標題，分析了當前的形勢。指出：“在反對納粹專政的鬥爭中，沒有妥協、改良主義和合法主義的位置。社會民主黨的策略取決於奪取以及鞏固國家政權的目標和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主張。這個策略要求用一切服務於這個目標的手段去推翻專政”。在談到社會民主黨自身的改建時，宣言認為：革命的鬥爭要求革命的組織。舊的形式、舊的機構已不複存在，使之重新恢複的企圖不符合新的鬥爭條件。
由富有犧牲精神的戰鬥者組成的新的組織形式必將出現。我們並不能自由選擇這些形式。敵人通過其措施上的優勢及其殘酷的應用將行為規範強加於我們，甚至處於經濟、物質和精神恐怖的高壓之下的德國社會狀況也將行為規範強加於我們。那些必須以昂貴的代價換取其活動經驗的組織構成了革命者的精英。由於納粹的恐怖統治使德國國內的非法活動處於分散狀態，所以宣言要求各地的地下小組要加強聯合，克服本身的分散性，努力發展成為群眾性的組織。
在宣言的第二部分“群眾運動的目標”和第三部分“政權的行使”中，論述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鬥爭。首先提出了爭取工人群眾的民主權利和推翻法西斯專政的兩大任務。作者寫道：“為了能夠使工人運動重新成為群眾運動和使社會主義的解放爭成為群眾自覺的鬥爭，必須重新奪取民主權利。任何民主權利都是對專政繼續存在的威脅。爭取民主的鬥爭將發展成為徹底戰勝納粹國家政權的鬥爭。宣言認為：這一鬥爭隻是奪取整個國家政權的革命過渡階段。專製製度的垮台，如果不是外部災變所致，就隻能在暴力的勝利之中實現，隻能通過革命鬥爭的勝利來實現。當一個堅定的、充滿激進的鬥爭精神的、由一批富有經驗的優秀分子所領導的革命社會主義政黨利用客觀革命形勢時，這個目標就能夠實現。它隻能產生於群眾自身的行動。”宣言在總結魏瑪共和國時期社會民主黨政治上的失誤時指出：“1918年的變革發生於由於戰爭和人民群眾的民族激情所造成的反革命的發展時期結束之時。皇權不是通過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有準備的、積極的革命鬥爭，而是通過戰場上的失敗被推翻的。社會民主黨作為唯一完整保留下來的有組織的力量，未遇反抗而獲得國家領導權。它從一開始就同資產階級政黨、舊官僚、甚至改組後的軍事領導機構分享這個領導權。它把舊的國家機構幾乎原封不動地接受下來了。這是在戰爭期間迷失方向的德國工人運動所犯的嚴重的曆史性錯誤”。在展望未來的革命鬥爭時，宣言認為，反法西斯鬥爭勝利以後“將建立一個由工人革命群眾政黨支撐和監督的強有力的革命政府。這個政府的首要任務是：為取得勝利的革命捍衛國家政權；鏟除任何可能反抗的根源；將國家機器變成人民群眾的統治工具”。為了完成這些任務，革命政府將采取一係列政治、社會和經濟措施。政治和社會措施包括：成立革命法庭，審判犯有謀殺罪和侵犯公民權利罪的政治犯；任命革命政府最可信賴的人擔任司法部門的要職；廢除官僚機構；組織可以信賴的軍事和警察力量、改組軍官團；廢除一切限製工人自由的法律和納粹專製政府發布的命令；實現沒有種族和宗教差別的完全的公民平等；教會和國家分離；頒布有關社會、經濟和財政方麵的必要的法律。經濟措施包括：立即無償沒收大地產和大工業；將森林和銀行收歸國有。國家政權通過上述政治、社會和經濟措施得到鞏固以後，開始召開人民代表會議。人民代表會議以絕對多數選舉政府首腦，然後由政府首腦組閣。新內閣的組成標誌著革命政府的使命已經完成，新的自由國家已經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