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上海話難於造長城
意大利作家莫拉維亞有個短篇小說，說一個中年漢子回家時乘車過了站，於是，他從街道的另一頭步行回家。他詫異地發現，那條住了許多年的街坊，在眼前呈現出一派新的麵貌。他像走在一條陌生的馬路上，這種感覺使他欣喜、陶醉，乃至當看到前麵走著一位風姿綽約的女郎時，不禁心旌蕩漾起來。他悄悄地跟在那位女郎背後，一路緩步行去，走進一幢大樓。上了樓，來到一扇門前。那女郎開門時，他情不自禁地上去搭話。女郎回過頭來，他愣住了，原來正是他的妻子。再一看，他正站在自己的家門跟前。妻子對他莞爾一笑，問，我換了打扮，你看好麼？
小說固然是虛構的，但生活中換個習常的角度，有時確能發現平日熟視無睹事實的全新意蘊。
換個角度思考，上海話就叫我大吃一驚。
原來我輩一貫“蘿卜不當菜”的上海話，卻是個了不得的文化現象。這是近百年來，中國近千萬平方公裏廣袤的土地上、從幾億發展至十幾億的人口中，唯一新生成的方言。
生成一種方言談何容易。我的知識有限，不知道將曆史往前倒推，已有多少年沒有生成新方言了。我曾從書上看到語言學家從今天杭州話中的兒化音，考證出這是南宋建都臨安，北方漢人大量南下，北方語調融入吳越鄉音的結果。以此推算，杭州方言誕生至今也已有六七百年了。從那以後，大概還有新的方言產生過，但恐怕是寥若晨星。若從今天能觀察到的現象反過去推測的話，孕育一種新方言應該比建造一座萬裏長城還要來得艱難、偉大。建一座物質的長城，哪怕工程浩大，哪怕阻力重重，哪怕民怨沸天，以致產生了像孟薑女萬裏尋夫、哭倒長城這樣悲壯的傳說，人的意誌畢竟還能起作用；而孕育一種新方言，則是許多客觀條件自然衝撞、消長、化合、交融的結果，看不見，摸不著，不能訂規劃、設步驟、發命令、下措施，既不能反對、阻撓，也無從提倡、促進，再睥睨一世的帝王，再雄才大略的領袖，再智慧蓋世的聖賢，對此也無能為力。不僅做事先諸葛亮辦不到，即便要做事後諸葛亮也不容易。麵對如同石頭縫裏爆出來的精怪似的新方言，你倒分析、歸納它的成因看看，要能自圓其說還得有相當本事。由戰爭造成的人群大遷移，固然可以是形成新方言的一個因素，如杭州話，但並非有大遷移必有新方言。五方雜處、眾商雲集的大都市，也可能產生新方言，如上海話，但曆朝曆代的大都市沒有生出一種新方言來的也多的是。上海話得以產生的一個直接原因似乎是鴉片戰爭後上海被開辟為通商口岸，但同時被辟為通商口岸的還有廣州、福州、廈門、寧波，而香港則更是被割讓為英國殖民地，為何其他幾處未能產生新的方言呢？
方言的一個明顯的特性，就是它的頑固性。在上海，老一代的移民與本地人共同為孕育新方言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們本人卻一輩子鄉音難改。雖然這鄉音多少有些上海化，但老山東終究不能將舌頭平展，老浦東怎麼也去不了鼻音，老蘇州總要婉轉拖腔，老寧波改不掉吐字生硬，老廣東的上顎依然繃緊，老蘇北難舍太多的餘韻。在把上海話操練得流利、圓熟、純正、鮮亮、左右逢源、推陳出新的後生晚輩麵前，不得不自歎弗如。而上海郊縣的居民（崇明除外），就方言的繼承與嬗變來說，他們的語音與市區居民說的上海話關係最直接、最密切，如今郊縣與市區的交流又那麼頻繁，可以說是水乳交融，但各自所操的方言卻偏偏不肯通融。川沙、南彙、上海、嘉定、鬆江、青浦、奉賢、金山、寶山等縣的新一代，大多還是堅守著老祖宗的口音，仿佛天生的口腔構造就不同似的。這裏將崇明除外，因為那裏的口音更為特別，倘若大語係中要分小語係的話，它則屬於吳方言語係中的另一小語係。崇明話與上海話融為一體的日子，似乎更加遙遙無期了。但是，生長在上海市區的崇明人的後代中，也有把上海話說得非常順暢，一點不帶崇明口音的。上海市區的土地似乎有一種特別強大的磁場。上海話何以有對各種差別很大的方言的消解整合能力，細想起來真讓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