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魂係上海話
我覺得我找到了上海人的“魂”。
上海人的“魂”還是上海話。
但不能簡單地說“講上海話的就是上海人”，我試作如下定義：“以上海話為內心言語，生活在由此構成的觀念世界中的文化人群。”
什麼叫“內心言語”？
這個概念是我琢磨出來的，但不是我杜撰的，它是一種客觀存在。
正巧看到1995年3月19日《新民晚報》上顧雲卿的文章《老浦罵人——從<紅粉>談影視片的滬語化》，對說明我的觀點很有用。文章不長，謹錄如下：
在《紅粉》中，當老浦被汪小萼哭哭鬧鬧、尋死尋活弄得走投無路時，罵了一句的的括括、道道地地的上海髒話（恕不引述）。觀眾看到這裏，才稍稍體會到這是滬語版的電影。影視片的滬語化目前越演越烈，前有《孽債》，後有《紅粉》，在營造氣氛、發掘滬語潛質方麵，成就是顯著的，但是，有一個傾向《孽債》中就已存在，在《紅粉》中同樣明顯的就是：劇中人有些話語，不是從滬語的本身出發來運用，而是用上海話的語音來念普通話的詞 彙。比如，形容東西之多，上海人從來是說“交關”、“交交關關”，而非說“很多”、“不少”；北方人說的“飽漢不知餓漢饑”，決非用上海口音念出這 幾個字便可奏效的，因為上海人不這樣形容。北方演員上海話說得不好，這情有可原；但角色用詞不合適，這可無法原諒。因此我想到一個問題，那就 是，要有真正意義上的滬語影視片，必須從劇本寫作開始，就嚴格按照上海人的說話方式、用詞習慣、發音腔調來進行創作，以此來進一步揭示上海人的心態、思維和全部行為。如果離開了這一點，光靠語音翻譯來製作影視片的“滬語版”的話，那麼，今後老浦罵人或許也會變成“他媽的”了。
應該說，在上海人平日的口頭上，“用上海話的語音來念普通話的詞彙”的情況也並非沒有，在某種場合，也可能說“飽漢不知餓漢饑”之類的話。但是，在情緒激動，急不擇詞時，在私下交談，不需擇詞時，是不會這樣說的。這種不加思考、自然流露出來的言語，就是“內心言語”。在這種情況下使用的方言，才是真正的方言，它用來表達內心深切的感受，而不是冠冕堂皇、泛泛而談、侃侃而論的宣言。不用真正的方言，是表現不出濃鬱的地方特色的。
不光上海話，各地的方言，都可以把普通話的詞彙念出來，但這樣念出來的話就不是方言，而是“準官話”。哪怕這種“準官話”的發音與官話（國語、雅言、普通話）大相徑庭，但它表現的觀念世界是規範的，理念性很強的。就像任何概念的外延越廣，內涵越少一樣，官話及準官話與方言比較起來，它的內涵、表現手段不可避免地要顯得單薄、膚淺。為此，官話也要從作為標準音的方言中去吸納俚言俗語作為養分。但這些“官話化”的俚言俗語，對另一地方言來說，還是外來語，還有個翻譯的問題，簡單的是音譯，如用滬語的發音來念“飽漢不知餓漢饑”。另一種是意譯，如同我們翻譯西諺似的，找自己語彙係統中意義相近的詞句作對位翻譯。如可以把“飽漢不知餓漢饑”說成“看人挑擔不吃力”，“立著說話不怕腰痛”等等。這樣的話語，意思相近，取喻不同，若作仔細的比較研究，恐怕能發現兩種由方言構成的觀念世界的微妙差別。
這種方言與準官話的差別，常常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佐笑料。前兩年，寧波鄞縣邀請上海一批鄞縣籍作家回故鄉去觀光。接風宴上，縣太爺出了個題目，用寧波話來說毛主席語錄“你們年輕人是上午八九點鍾的太陽”怎麼講？結果標準答案（勉強音譯出來）是：“吾諾（你們）後生家（年輕人）是上半朗（上午）八九點鍾格（的）日頭（太陽）”，引起滿座哄笑。自然，在“文革”中，哪個寧波人，即使他是山村裏土得掉渣的農民，也不可能把毛主席語錄念成這個樣子，否則，是要蹲大獄的。但把官話完全徹底地翻譯成方言，就應該是這樣。所以我說“官話從來難以滲透到私人生活空間中”。
以上說了方言作為一種內心言語的第一個表征，它能使內心情感最質樸最自然地得以流露。它的第二個表征是，以這種方言為內心言語的人，他們對方言中語辭與表達方式的微妙之處，立刻會有深切的了解，能體會到言外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