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章與整容術
上海人“精明”的帽子一戴多年，到最近幾年，不僅沒有摘去，反而被加上了一道箍，變成了“精明而不高明”。這樣的評語，開始在人們的口頭上傳，後來終於出現在報刊上，出現在論文、著作中，似乎成了定論。再加上在90年代初上海出現財政收入滑坡，上海的各種城市病：住房擁擠，交通阻塞，地下管線陳舊，通訊落後，環境汙染……等等，積累到了仿佛再加一根草，就會使整輛牛車被壓塌的程度。那時候，上海人聽到這話，覺得十分觸心經。好像上海今日像陷入泥淖的巨人，皆是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的緣故，上海人想想感到冤枉。
我覺得對這句話要作具體分析。
記憶中，我最早看到這句話乃出自港台商人之口。為這句話作注的，是抱怨跟上海人生意難做。生意難做，自有多種原因。有體製方麵的原因，行政幹涉太多，審批手續繁多，婆婆多，主意雜……這種毛病，在全國各地的大中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以需要開辟經濟特區作這方麵的改革試驗。上海因為是工商業中心，牽一發而動全身，故而在體製改革方麵加倍謹慎，顯得行動遲緩，這裏更主要的是政策上的原因，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關係不大。
說到這裏，我覺得也有必要對上海的經濟體製改革工作辯護幾句。否則的話，可能會給人造成印象，上海在前數年（開發浦東後的三年上海似乎追上來了）在改革中步子邁得不大，魄力顯得不夠，都是各級領導和從事經濟工作的人思想不夠解放而造成的。我覺得這種印象、評價同樣是不公正的。在經濟方麵我是外行，但長期生活在一個以經濟活動為主要內容的工商業中心城市中，耳濡目染，也多少能看出一些門道，了解一點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士的苦辛。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的經濟體製是以計劃經濟模式構建起來的。計劃經濟的特點就是行政幹預（說“幹預”恐怕還太輕，應該是“控製”、“指揮”、“調度”、“決定”），政企合一。所以企業的廠長、經理、黨組織書記，都可以由相應的政府部門行政人員級別來定位、發薪。經濟體製改革要轉軌，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由行政命令轉向法律保障，由政企合一轉向政企分開，在中小城市，在經濟不很發達的地區，也許容易些，在上海就很困難。為什麼？怕亂。上海不能亂。上海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上海的經濟一動蕩，怕會引起不可收拾的多米諾效應。毛澤東同誌是最不怕亂的，是最有自信能在亂中控製局勢，取得穩定漸變時得不到的效果的。他有一句名言：“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但在“文革”十年，他唯一不希望“亂”的地方便是上海。毛澤東同誌尚且如此，何況吸取了“文革”十年動亂的深刻教訓，始終將“安定團結”放在治國方針第一位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二代、第三代領導核心。而且，任何事物，改造確實要比新建難。改造事物看上去有舊的基礎可資利用，實際上拆了再裝比從頭建起要麻煩得多，但又不允許把舊的事物如舊樓一炸了事。上海在前幾年顯得“慢”就因為在改造，這兩年好像“快”起來了就因為在新建，浦東相對浦西市區來說，是塊未開墾的處女地。上海在轉軌過程中不能像一些中小城市一樣，先幹起來再說，不怕繳學費，不怕擦屁股。上海的改革必須考慮後果，因為學費太昂貴，繳不起。例如上海這兩年搞土地批租、房地產開發稍許放開一些，權力適當下放，就出現了許多問題。如拆遷戶的動遷房沒有到位；不該批租的地塊批租了，拆了條件尚可的民房造賓館、商住樓，造成了市民新的住房困難；新造的大樓違章超標，侵害了周圍居民的權益；新造的商品房質量低劣，期房不能按期交貨，房產市場管理混亂等等……每個問題，若不及時糾正，很快便會發展到積重難返的地步，逼得市政府把政策口子又收緊，下放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