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是上海城市綜合競爭力的主力
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使生活更美好”。這句主題語的意思，是要讓城市成為使生活更美好的重要條件，而不是城市自然而然的就可以使生活更美好。
人類曆史上出現人口聚居的城市，至少有幾千年了，我們現在所說的城市，是現代城市，和曆史上的城市，既有聯係，又有差別。現代人對現代城市更多的是從經濟實體的意義上去加以認識的。人們遷居到一個城市去，首要考慮的是這個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創業、就業機會與相應的物質消費水準。較高的收入、較多的機會與較價廉物美的消費，是這個城市的吸引力的基本要素。“城市綜合競爭力”就是在這個背景上提出的概念。但“城市綜合競爭力”決不是收入水平、就業機會、消費水準這些經濟指標可以標誌的。相反，提出“綜合競爭力”的概念，說明時代已經發展到了新的階段，對城市的功能已經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個要求，就是對文化品位的要求。前麵所說的收入水平、就業機會、消費水準是人們對現代城市的基本要求，文化品位則是對現代城市的更高層次的要求，而且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必將是對現代城市的最重要的要求。因此，海派文化必將是上海城市綜合競爭力的主力，海派文化的建設、發展水平，將決定上海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水平。
我從三個方麵來闡述我對這個問題的一些淺見：
一，從曆史來看，海派文化使上海在中國現代城市中脫穎而出。
1840年《中英南京條約》簽定“五口通商”，在五個通商口岸中，上海是原來的基礎條件最差的一個城市。廣州、福州、寧波是府治，廣州、福州還是省城，廈門是軍事重鎮，明末鄭成功建城，名“思明州”以抗清，清代建廈門廳，相當於州、府，而上海隻是一個縣。一百六十多年來，上海發展成了中國最大、最重要的現代城市，就與當初同時成為通商口岸的其他四個城市比，也是明顯的後來居上，脫穎而出。五個通商口岸，地理條件差不多，外資的投入、外國文化的影響也差不多，曆史基礎其他口岸還要優於上海，而上海實現了反超，這是很值得研究、總結的現象。我認為，在多方麵的原因中，海派文化是最重要的原因。就從文化符號學意義上來說，“海派文化”的概念的提出，證明在上海這塊土地上產生了一種新的文化，足以和代表文化正統的“京派文化”分庭抗禮，相反相成。無論對“海派文化”怎麼定義，它都是不能用以往文化概念概而言之的新文化。其他城市再沒有形成可以和“京派文化”相提並論的文化，就是深受西方文化浸染的香港、澳門，也沒有形成什麼可以和“京派”抗衡的港澳文化，而且長期以來，被持有正統的文化觀點的人士視為文化沙漠。盡管“海派”概念的提出當初，是不無貶義的，但再以文化正統自居，也不能說上海是文化沙漠、上海人是經濟動物，也不能無視海派文化的存在。
我在《上海人》一書中已經論述過，上海話作為南宋以降，中國大地上產生的唯一的新方言，是這種新文化的最鮮明的標誌，是上海人對中華文化的最大的貢獻。
中國現代的傳媒業、出版業、電影業、廣播業、娛樂業、服裝業等等，都是在上海發展成熟的。除由本地灘簧發展而來的滬劇外，昆曲、越劇、評彈、獨角戲（滑稽戲）也都是以上海為舞台，發展成流傳全國乃至海內外的大劇種的。滬劇還開創了編演西裝旗袍戲的路子，為中國戲曲表演當代人生活提供了成功的模式。所以，雖然因方言的局限，滬劇還是一個地方劇種，不像越劇已成為全國性的劇種，但滬劇在文革前也有兩部戲（《羅漢錢》與《星星之火》）被拍成戲曲影片，在當時是比例比較高的。而樣板戲《紅燈記》和《沙家浜》都是在滬劇演出本的基礎上加工提高的。從滬劇的情況，也可以看到海派文化的實際影響力。即使是被稱為國劇的京劇，也隻有上海搞出了在傳統基礎上推陳出新的海派京劇，其他城市，有出京劇表演藝術家的，但沒有出“派”的。
文學方麵就更不用說了，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趙（樹理），大部分人的文學事業與上海有密切的關係。海派繪畫，也在中國現代繪畫史上獨樹一幟，蔚為大觀。
上海還在中國大地上首創遊樂場這種形式，1917年建立的大世界遊樂場是其代表。後來甚至有“不逛大世界，白來大上海”之語。在缺乏名勝古跡的上海，遊樂場稱為旅遊景點、熱點，這是中國的現代城市文明創立的一種旅遊文化、旅遊模式，是迪斯尼樂園這種旅遊模式的濫觴。大世界遊樂場模式與迪斯尼樂園模式相比，大世界不光是娛樂，在文化建設上還有更大的貢獻。對越劇、昆曲、江南絲竹的發展，大世界都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對娛樂業和文化建設的相輔相成提供了很好的經驗。
上海，就憑著這些文化綜合效應，確立了中國現代第一大都市的地位。海派文化為上海聚集了人氣，大大提高了上海在中國乃至世界的知名度，使上海經濟的影響力和輻射作用加倍的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