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唐氏內閣
袁世凱春風得意，身穿軍服，佩戴長劍，麵南而立，以他獨特的河南腔調宣誓道：“民國建設肇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精神，滌蕩專製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祈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誌願，率履勿渝！”
第一節定都之爭
北京，還是南京
1912年2月13日，即清帝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凱迫不及待地把退位詔書送至各國公使和南京臨時政府後，緊接著又發表聲明，表示絕對讚成共和製度。
他宣稱：“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之公認，今由弊政一躍而躋及之，實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國無窮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為帝政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言辭相當的懇切，實則言下之意不過是，他袁世凱已遵照南北議和約定促使清帝退位，現在該你南京臨時政府作出表示的時候了。
南京臨時政府方麵當然會意。孫中山得悉清帝退位詔書和袁世凱讚成共和的通電後，於同一天向南京臨時參議院遞交了辭職谘文，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並推舉袁世凱以代之。
辭職谘文中稱：“此次清帝退位，南北統一，袁君之力實多，發表政見，更為絕對讚同，舉為公仆，必能盡忠民國。且袁君富於經驗，民國統一，賴有建設之才，故敢以私見貢薦於貴院。請為民國前途熟計，無失當選之人。”
但話雖這麼說，孫中山並沒那麼輕易就交出了大總統之職，他又在辭職谘文中附加了三個條件：一、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二、本人辭職後，待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就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院自行解職。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參議院新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章程。這主要考慮到，共和政體畢竟非袁世凱的初衷，即使已表態讚成，但若沒有約束，難保有一天不會破壞共和而實行專製。
這第一條就是想將袁世凱調離北京老巢，虎落平陽，自然有的是機會牽製他。第二條則是第一條的後招，倘若袁世凱在答應之後而未赴任之前突然變卦，則革命黨方麵仍有圜轉的餘地。第三條則是對大總統權力的限製。這三個附件，無疑就是要給袁世凱戴上三道緊箍咒。
應對的辦法已定，接下來就是要爭取議員們的支持了。次日，在南京臨時參議院會議上，眾議員對臨時政府地點的問題進行了投票表決。不料，結果竟是以20票對8票的多數讚成定都北京。眾議員顯然對定都南京沒什麼信心，認為孫中山這種有意設計幼稚了點。
孫中山自然對這個結果極為惱火，立即授意黃複生、胡漢民等革命黨人要求參議院複議，並暗中要求“所有的革命黨人，必須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意見投票”。黃興甚至威脅議會中的同盟會員說，如果不按照孫中山的意見投票，他就率憲兵到參議院逮捕他們。於是，1912年2月15日，原決議被取消，複議以19票對7票的多數通過了定都南京的決議。
當日，參議院17省代表全票通過袁世凱為新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得知自己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並被要求前往南京就任後，哈哈大笑，但他並沒有高興過頭，浸淫官場幾十年，袁世凱又怎麼會看不出孫中山等人在盤算什麼？
袁世凱當即給南京方麵發了一封電報，聲稱自己本是極有“南行之願”的，但話鋒一轉，又說有全國半數之生命財產的“北方危機四伏”，“北方軍民意見尚多分歧，隱患實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潛長；北京外交團向以凱離北為慮，屢經言及；奉、江兩省時有動搖；外蒙各盟迭來警告。內訌外患，遞引互遷。若因凱一去，一切變端立見，殊非愛國救世之素誌。若舉人自代，實無措置各方麵合宜之人”，反正就是此時南下，實在有諸多的不合時宜，經自己反複思量後，“與其孫大總統辭職，不如世凱退居”雲雲。
袁世凱這一招“以退為進”相當高明，不僅可以彰顯自己的淡泊名利，誠心為天下計，又可反襯出南京臨時政府孫中山等人的“小氣”，在大總統問題上意見多多、戀戀不去。
接著，袁世凱又打算請張謇北上襄讚，張謇並沒有親自北上，但他為袁世凱獻上了錦囊妙計，獻策說袁世凱要想不南下，“解此題者隻有二法：一從在京外交團著手，一從北數省人民著手”。如果能唆使他們主動反對你袁世凱南下，並且不著痕跡，那麼就可以造成不南下並非你袁世凱的本意，而確實是形勢所迫的事實，南方政府也就無可奈何了。袁世凱當即依計而行。
張謇遂又運動各方擁袁勢力起來反對定都南京。果然，袁世凱反對南下的電報發布後，各方輿論都紛紛反對遷都南京。
2月21日，各大政黨和報館首先群起攻之。中華民國聯合會、民社、國民協會以及《民立報》《神州日報》《時事新報》《大共和日報》等聯合發表通電，聲稱“北都關係外交、內政最巨”，如果舍北取南，無疑給帝黨、列強有可乘之機。
接著，各省的都督、督撫、紳商都紛紛通電反對遷都南京，主張定都北京。而舍清廷之後一直企圖扶持袁世凱為新的在華代理人的各國列強，也不失時機地公開支持袁世凱，甚至以不無威脅的口吻說：“南京政府輕視外交，要用正式幹涉。”
更讓孫中山等人受打擊的是，甚至有部分革命黨人也公開反對遷都南京。特別是南京軍界中的要人浙軍司令朱瑞、粵軍司令姚雨平、第一軍團長柏文蔚等人都紛紛通電，主張定都北京為妥。
至於已當選為副總統的黎元洪，本想著在南北相爭中撈點好處，說不定一個不小心天上掉餡餅，定都武昌也未可知。於是，他開始發出了第三種聲音——定都武昌。誰知他在一旁聒噪了半天，卻沒人理會他。黎元洪也自覺沒趣，於是打著算盤衡量起來，覺得還是老袁的呼聲高一點，立馬就倒向了老袁一邊。
在袁世凱和張謇等人的活動下，海內外是一片擁袁之聲。但孫中山等人並不具備充足的遷都南京的理由，也是一個致命的弱點。早在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提出遷都南京時，章太炎就曾經在《時報》上發表文章，一板一眼地分析遷都南京有“五害”，甚至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也發表社論，事無巨細地指出應定都北京的八條理由。但孫中山等人都沒有及時作出正麵的辯駁（其後雖有補救，但已失先機），倒一門心思擺在如何牽製袁世凱之上，更給人造成了一種“小氣”的印象，也讓袁世凱有了可乘之機。
在各種政治勢力的壓力下，孫中山一方的處境顯得相當尷尬，但仍然堅持原議，並發起了反擊。不料，這時候的袁世凱態度突然出現了轉變，不再口頭反對南下就職。孫中山等人一看有機會，當即主動出擊，派遣以蔡元培為首的歡迎代表團迎請袁世凱南下。
袁世凱依然老神在在，一副山人自有妙計的樣子。
北京兵變
1912年2月21日，歡迎代表團以教育總長蔡元培為歡迎專使，外交次長魏宸組、海軍顧問劉冠雄、參謀次長鈕永建、法製局局長宋教仁、陸軍部軍需局長曾紹文、步兵第31團黃愷元、湖北外交司長王正廷、前議和參讚汪精衛為歡迎員，偕同唐紹儀，浩浩蕩蕩開往北京。
袁世凱表現得極其熱情，不但關照一路上好生招待，還派出了各界代表前往迎接。當2月27日代表團乘坐的火車進站時，遠遠就看見袁世凱派來的胡惟德熱情地迎了上來。往胡惟德身後一看，竟連段祺瑞等一幫高級將領以及各商會的代表也來了，一個個滿臉期盼的表情，讓歡迎員們忐忑的心稍稍安定了下來。
在胡惟德等人的帶領下，一行人往正陽門走去。道路兩旁簇擁著成群的學生、民眾，歡迎員所到之處，人人便搖動著手中的五色旗，一片歡聲雷動，喜氣洋溢。舉目四望，城頭上、屋簷下，處處五色新旗飄飄，好一派共和氛圍。突然，正陽門裏衝出一大隊戎裝軍馬，歡迎團員正驚慌之際，他們卻列隊兩旁，持槍敬禮。歡迎團員的心稍定，猛然又聽得城門口炮聲大作，一連十幾響震得人心動搖，卻原來是禮炮。接著響起雄壯的軍樂聲，特派專員滿臉笑容地將歡迎團迎進城內，帶到了貴胄法政學堂處下榻。受到如此高規格的接待，加上一路上的所見所聞，歡迎團員們心中大慰，看來袁世凱還是蠻有共和誠意的，南下接任應該不成問題。
2月28日，袁世凱就在迎賓館會見了蔡元培一行。袁世凱熱情有加，親自迎出了門外。雙方見過禮後，蔡元培等人將孫中山請其南下就職的手書和臨時參議院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的選舉狀交給了袁世凱，並說明了此行的目的。袁世凱表現得相當痛快，滿口答應南京之行，並說準備讓唐紹儀留守北京，穩定大局。蔡元培等人沒料到事情竟進行得這麼順利，頓時喜出望外。但袁世凱話鋒一轉，又說北方局勢尚未穩定，必須召集各部門商議，妥善安排後方可成行。蔡元培等人一聽也覺得有道理，反正南下也就這幾天內的事了，處理善後事宜也是應該的。
蔡元培歡迎團員安心地回到了下榻處，隻等袁世凱那邊事兒一完，就立即動身南下。不料，讓他們頭疼的事很快就來了。他們竟收到了一大疊公函、電報，上門來拜訪的人更是絡繹不絕，而且各界人士都有，但理由隻有一個，就是北京離不開袁世凱，請求南京臨時政府改變決定。歡迎團員們光是處理信件和接待來訪者就已經忙不過來了，他們心中開始隱隱覺得不妥，但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為免夜長夢多，蔡元培當晚又去了袁世凱所在的外交樓催促袁世凱早日動身南下。袁世凱表現得比他還積極，說正準備著呢，一準備好立刻就南下。然後，袁世凱又邀請蔡元培共進晚餐，蔡元培見正事辦完了，也就答應了。
兩人興致正高時，突然聽得外麵槍聲大作，人聲嘈雜，往外一看，熊熊的火光已經映紅了東城的半邊天。蔡元培疑惑地看向袁世凱，但見袁世凱神色凝重，親自打電話去詢問情況。竟然是袁世凱的親信曹錕所率的第三鎮整隊兵變，叛變的士兵一邊高喊著“袁宮保要走了，沒人管我們了”，一邊大肆搶掠商民店鋪，還放火焚燒了東城一帶。
外交樓裏人心惶惶，江朝宗、薑桂題進來請示，說要帶兵前去彈壓，但袁世凱隻是讓他們管好自己的軍隊，隨時報告外麵的情況即可。接著，他又換上一身軍裝，一副枕戈待旦的樣子。
此時，歡迎團的成員也聽到了外麵的動亂聲，大街上有人呼呼喝喝，夾雜著淩亂的槍聲，腳步聲也越來越近，竟然是朝著他們下榻處而來的。歡迎團員們感到情況不妙，連忙從後院翻牆而出，躲到了附近的一間教堂裏，折騰到快天亮時，又逃到了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這才稍稍鬆了一口氣。這一晚終於有驚無險，但也夠這些謙謙書生受的了。
這次兵變整整鬧了一晚。兵變的第三鎮士兵本來駐紮在城外，但不知何故竟闖入了城內，搶掠了東城和前門一帶，接著騷亂又擴大到西城、北城等處。而駐紮在通州、豐台、高碑店、長辛店、保定、天津等地的部分北洋士兵也聞風而動，搶劫了銀行、造幣局等重要部門。
第二天一早，袁世凱派來慰問歡迎團的人就到了，還把他們接到了外交樓壓驚。歡迎團的成員們一到外交大樓，發覺這裏的情形也比別處好不了多少，袁世凱竟徹夜未眠，似乎也對昨晚之事大感意外，正著令手下查辦。蔡元培等人雖然懷疑這事與袁世凱有關，但見此情形，一時也抓不到什麼把柄。這次兵變是否為袁世凱一手策劃，也就成了一宗懸案。
但是，此時形勢明顯是朝著有利於袁世凱的方向發展的。北京和天津各地發生兵變後，反對袁世凱南下就職的呼聲一下子高漲起來。北京兵變的第二天，段祺瑞、馮國璋等北洋將領就立即發出通電，指責南方臨時政府不為大局著想，強要袁世凱南下就職才招致兵變禍患，公開挽留袁世凱，要求臨時政府設在北京。接著，又派出大批軍警巡行北京市麵，氣氛顯得十分緊張。
而駐京的各國公使團也不失時機地作出反應，聲稱外國人也受到了搶劫，向袁世凱提出強烈抗議。俄、日、英、德、美、法等國甚至從哈爾濱、旅順、天津、青島、香港等地調遣軍隊入京，每天都在使館區周圍的街道上進行武裝巡邏。他們還散布空氣說，如果不讓袁世凱迅速在北京組織統一政府，各國將出兵幹涉。
很快，各政黨、各商會、各報刊、各省都督也紛紛通電或上書，反對袁世凱南下。副總統黎元洪也大說風涼話，說什麼“舍南京不至亂，舍北京必至亡”。在各派勢力各懷鬼胎的大合唱中，一時間，南北之爭將導致“兵亡”“民亡”“國亡”“種亡”的流言滿天飛。
袁世凱趁機派出梁士詒對困留北京的蔡元培等人分析天下大勢，勸說其顧全大局。而親眼目睹了北京形勢風雲突變，親耳聽聞了輿論的“一邊倒”，蔡元培等人對袁世凱南下就任也不免悲觀起來，聽了梁士詒的一番“苦口婆心”，不禁深以為然。
蔡元培等人很快向南京臨時政府發去一封電報，報告了北京兵變後的局勢，提議臨時政府設在北京，袁世凱在北京就職，甚至不無警告的意味說：“內亂既起，外人幹涉之象亦現，無政府之狀態，其害不可終日……培等會議數次，全體一致，謂不能不犧牲我等此來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
而袁世凱為了把戲做真，又給孫中山發去一封電報，一邊大倒苦水說“北方事之方殷”，暫時沒法抽身南下，一邊又假惺惺地提議說“應請黎副總統代赴南京受職”。
黎元洪精著呢，他深知離開了武昌地盤，自己什麼也不是，更不會傻到要去趟這趟渾水，當即力表不能勝任。
明知是袁世凱在玩把戲，但又沒法抓到把柄，孫中山等人也唯有接受現實。
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孫中山派歡迎團進京，本想著早日定都南京，迎袁世凱南下就職，不想反被袁世凱倒打一耙，當真是有苦說不出。孫中山等人雖然心有不甘，但在強大的壓力下也無可奈何，最終作出了讓步。
老袁“稱王”
1912年3月6日，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提議了《關於袁總統受職與重行組織統一政府辦法案》六條，正式決議允許袁世凱在北京就職並組建臨時政府。
孫中山等人雖然被迫退讓，但到底氣不過，隨後又要求袁世凱派代表前來給南京臨時參議院一個說法。袁世凱目的已達到，也樂得買孫中山等人一個麵子，立即就派了唐在禮和範源濂為代表前往南京。
臨行前，袁世凱老神在在地把兩人叫到跟前，說你們兩位就辛苦跑一趟，到南京把北方的情形說一說，也隻消說一說就行了。
兩人抵達南京後，唐在禮當著全體參議員的麵，照本宣科地念起了早已準備好的發言稿。剛念了個開頭，下麵已是掌聲一片。等到念完，底下更是歡聲雷動，無一人提出異議。接著，正式通過了3月6日提議的《辦法案》六條。
兩人的南京之行出奇的順利，其實是因為袁世凱一早就打點好了。他通過蔡元培等人，疏通了臨時參議院不少的參議員，這次行程不過是走過場而已。
1912年3月10日，在前清外務部公署裏正式舉行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儀式。儀式很是隆重，參加儀式的有中方代表，也有洋人代表，有前清舊遺，也有新派人士，有紅衣喇嘛，也有光頭和尚，各界人士齊聚一堂。袁世凱春風得意，身穿軍服，佩戴長劍，麵南而立，以他獨特的河南腔調宣誓道：“民國建設肇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精神，滌蕩專製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祈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誌願，率履勿渝！”
至此，沸沸揚揚的定都之爭和就職風波終於落下帷幕，袁世凱又一次運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將孫中山等人意欲加在他頭上的兩道緊箍咒消解於無形。他得意極了，就職儀式後，不無驕傲地對身邊的親信說：“吾生五十三年，今日為妄舉。”說罷，哈哈大笑。
但是，別得意得太早，孫中山等人還為袁世凱準備了第三道緊箍咒。 第二節唐紹儀組閣
第三道“緊箍咒”
1912年3月11日，就在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次日，尚未解職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等人一鼓作氣，終於公布了經南京臨時參議院議決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中華民國第一部具有憲法性質的國家根本大法，共有7章56條，在第一條總綱裏即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在接下來的條文裏又確定了三權分立等共和憲法的基本原則，與清末新政時期具有君權憲法性質的《欽定憲法大綱》、《憲法重大信條》19條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這些都是浮雲，《臨時約法》最具殺傷力的一條，乃是改總統製為內閣製。那麼，內閣製與總統製有什麼區別呢？
內閣製起源於18世紀初的英國，以議會為基礎而形成，內閣代表國家元首對議會負責是其一大特點，議會和內閣總攬立法、行政大權。由於國家元首與內閣首相分由兩人擔任，故國家元首隻在對內對外名義上代表國家，並無實際的行政權力，所頒布的一切法律條令和文告，都必須經過內閣首相或有關閣員副署，方可生效。說白了，在責任內閣下，國家元首就是裝飾門麵用的。
大半個世紀過去後，一群來自大西洋彼岸的殖民者在北美大陸上建立起了一個名叫“美國”的國家。他們毫無曆史專製的擔負，得以別出心裁地實行了一種全新的政權組織形式——總統製。與責任內閣製相對的是，總統製雖然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又相互製衡的製度，但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還兼任軍隊總司令，總攬了行政大權。美國的國會與內閣製下的議會差不多，但總統獨立於國會之外，甚至國會行使立法權時還要受到總統的製約。至於內閣，其成員完全由總統直接指定，隻是總統的集體顧問。在總統製下，總統就是行政大權的真正主兒。
總而言之，在行政權力上，總統製下的總統大權在握，責任內閣製下的國家元首就跟擺設差不多，明白這點就足夠了。
想當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初，同盟會內部在政權組織形式上就搖擺不定。其中以宋教仁為代表的主張采用內閣製，以限製總統權力，但孫中山堅持認為內閣製隻適合於和平年代，至於非常革命時期，若以內閣製對總統加以限權，就是對自己最高領導人的不信任，必不能精誠團結，以致貽誤革命大計。所以在孫中山的堅持下，他就任南京臨時大總統時，南京臨時政府采用的正是仿行美國的總統製。
但按照南北和議，隨著清帝退位，袁世凱接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成了無可爭議的事實，這下孫中山等人就犯難了。袁世凱作為一個舊王朝專製下的老派官僚，壓根就不知道共和政體是個什麼玩意兒，若繼續實行總統製，他一朝大權在握，難不保有一天複辟專製，弄出個新皇帝來，那革命流血犧牲換來的一切，豈不盡成東逝水？這是革命黨人們所不能容忍的，他們反複思量，終於想到了通過《臨時約法》改弦易轍，用內閣製來代替《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中的總統製，雖然仍保留了大總統的職位，但將廣泛的權力和實際的責任都賦予了內閣和參議院。此時，大總統名義聽上去很美，實則處處受製，隻是一個虛名而已。
這樣，一種新的政權組織形式就在中華民國中誕生了，它披著總統製的外衣，卻有著內閣製的內核。為袁世凱度身定做這麼一件獨特的體製衣裳，孫中山等人可謂煞費苦心。但這並非孫中山等人的首創，實際上，這樣一種獨特的體製最早是在法國實行的。法國采取的是半總統半議會製的民主共和政體，就是既設有總統，又設有內閣總理，但總統隻是擺設，由內閣總理總攬行政大權，相當巧妙地糅合了英美兩種體製。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二戰後，法國總統的權力才得以增強。孫中山等人通過《臨時約法》規定的內閣製，實際上就是仿行二戰前法國獨特的內閣製。
但是，革命黨人出於對袁世凱的不信任而“朝令夕改”，是典型的因人設法，把嚴肅的製度當成政治鬥爭的工具，可以說是在中華民國初期特殊的情況下，相當不成熟而又無奈的一種政治探索。以袁世凱的老到，又怎會看不穿這樣的“小把戲”？
共和政體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袁世凱可能不甚了了，但責任內閣製是用以對國家元首進行限權這一點，袁世凱可是心知肚明。在清末仿行立憲時期，袁世凱與奕劻等人就曾合計著弄個責任內閣製以架空皇權，雖然最後胎死腹中，但足以說明袁世凱對責任內閣製這種舶來品至少是有一定認識的。
當然，清末仿行立憲師法的是日本，當時日本雖然號稱實行的是君主立憲製，形式也與英國類似，但卻有本質的區別。因為英國是虛君共和，而日本的憲法明確規定君主的權力至高無上，跟專製製度下的君主沒什麼兩樣，議會、內閣隻是襄助機構而已。即便是這樣，清廷已無法容忍內閣的存在了。
而如今，南方革命黨又打算師法法國，弄一個責任內閣製加諸新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身上，而且對總統的限權更進一步，真是一報還一報。曆史似乎在重演，袁世凱又是怎麼應對的呢？
出人意料的是，袁世凱並沒有像當初清廷那樣立馬否決，他答應了，而且答應得相當爽快，當即任命了國務總理，且很快便委派前往南京組閣。對此時的袁世凱來說，盡快取得臨時大總統的合法身份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好說，反正都是“臨時”的，隻要大權在握，到時再重新洗牌，誰又能奈他何？
唐氏內閣
在任命國務總理問題上，袁世凱頗費了一番思量。因為一路明爭暗鬥下來，袁世凱與南方革命黨之間的罅隙並沒有彌合，雙方互不信任且互相設防，第一任內閣作為新舊總統交替的一個橋梁，國務總理一職就變得十分敏感，其必須是雙方共同信任的人物方可勝任。
按理，袁世凱已經就任臨時大總統，南方革命黨應該力爭國務總理這個職位的，但是在民國建立的初期，南京臨時政府遭遇了一係列挫折，外交上得不到列強的承認，財政上入不敷出，與立憲派、舊官僚的紛爭不斷，革命派內部又矛盾重重，在與袁世凱的鬥爭上更是被迫一退再退，孫中山和黃興等革命領袖在政治上日漸消沉。
加之革命黨普遍認為，推翻了清帝就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同盟會的章太炎更是曾喊出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口號，而且當時革命黨也並沒覺得這個口號有什麼不妥，他們甚至有些天真地認為可以“功成身退”了。殊不知，清帝不等於專製，推翻了清帝，不過是換了一個皇帝，而專製並非一朝一夕就能拔除的。
唐紹儀袁世凱正是看準了南方革命黨的消沉和“退意”，乘機向孫中山和參議院提出派唐紹儀為國務總理。在3月11日的參議院會議上，袁世凱的提議果然順利通過。不過綜合當時的情況來看，唐紹儀確實是國務總理的最佳人選。
唐紹儀，又名紹怡，字少川，1862年生於廣東珠海唐家鎮唐家村，與孫中山、伍廷芳等人是廣東同鄉。他自幼到上海讀書，接受新式教育，1874年又官派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前後在美國逗留了7年左右，對美國的共和政體有所了解。因此在南北和談中，他與孫中山、黃興、伍廷芳等人頗為推誠相見，以求和談成功，雙方的關係比較融洽。提名他為國務總理，是南方革命黨所比較容易接受的。
1881年被召回國後，唐紹儀又入天津水師附設洋務堂繼續學習，1885年畢業後到天津稅務衙門任職，隨後被派往朝鮮辦理稅務。袁世凱時駐任朝鮮大臣，唐紹儀便成了袁世凱的書記官，由此兩人結下不解之緣。唐紹儀先後做過天津海關道、外務部右侍郎、奉天巡撫、郵傳部尚書等，一直跟隨袁世凱左右，成為其得力助手，到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兩人已經共事了20多年。
武昌起義後，唐紹儀就作為袁世凱的全權代表，與民軍全權代表伍廷芳進行議和談判。和談決裂後，仍代表袁世凱與南方革命黨秘密磋商清帝退位、孫中山辭職和袁世凱繼任等一係列問題，足見袁世凱對他的信任。提名唐紹儀為國務總理，於袁世凱而言是順理成章的事，顧及到南方革命黨的意見，更是沒有比唐紹儀更適合的人選了。
因此經參議院多數同意通過後，1912年3月13日袁世凱正是任命唐紹儀為國務總理，3月25日唐紹儀受命南下，與南京方麵協商組閣問題。
但是，唐紹儀畢竟是袁世凱方麵的人，而革命黨方麵又曾提出國務總理必須是同盟會員，為平衡雙方的利益，立憲派人士趙鳳昌提出勸唐紹儀加入同盟會，孫中山等人自然拍手讚成。唐紹儀因為比較認同革命黨人的共和理念，也欣然接受，於是在3月下旬南下組閣時，由黃興和蔡元培介紹而正式加入了同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