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稿頭一段是這樣寫的：“三月，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我以“天上落下的”作主語，省略了落下的“東西”二字，我喜歡這樣的造句。發表出來改成了“天上落下了似雨似雪的東西。”我不明白，為什麼改得這樣不文學。
然而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篇洋洋灑灑的“東西”，似雨似雪的“東西”從堂堂的《人民文學》這塊高級天空上飄落下來了！
我其實仍然沉浸在一九五六年夏的激動中。這一年暑假，在離開北京以前，芳去看了我，她的到來挽救了乾坤，挽救了我的一生，沒有這個挽救，我根本經受不住後來的考驗。多少個畫麵，多少條街道，多少次接觸，多少次想念，一時間紛至遝來，誰能不熱淚盈眶？感謝生活，感謝上蒼，一切都挽救過來了！
那時的北京到太原要坐一夜火車。那時坐火車從來沒有想到過坐什麼臥鋪。與我同車廂的硬座席上有中央樂團所屬陝北綏德農家姑娘們組織的民歌合唱團，她們在午夜高唱“提起個家來家有名，家住在綏德三十裏鋪村……”，她們健康，茁壯，質樸，臉蛋兒紅得像蘋果。同行的還有笛子演奏家馮子存，他給乘客吹了《放風箏》。那時的文藝工作者和那時的公眾都是天使，生活在新社會新型的列車上就像生活在天國。
而一出太原火車站，就到了五一廣場，到處是吆喝叫賣，“老西兒”調子：“大眾（音縱）電影兒，兩毛兒一本兒！”還有“玉茭子，玉茭子”是賣青玉米的。
往事依稀猶入夢，如今麵目已全非了。
說來可憐，我長大以後除了良鄉的半年與天津的一晚上之外，我還沒出過北京城呢。而太原，對於我來說，已經意味著一道道水來一道道山，翻山越嶺又過了片片農田，真是個遙遠的地方啦。沿路的似曾相識卻無緣一見的地名，保定、正定、石家莊、井陘、娘子關、壽陽、榆次，也那麼使人感慨：大地遼闊，愛情彌天，才華馳騁，列車飛奔。進入山西，要經過八十多個山洞呢。
太原的一切使我入迷，柳巷繁華，有上海飯店與西餐館。海子邊公園後門旁的麵館，有一位矮個子男性服務員，他的效率與態度絕對是那個時候的李素麗。迎澤公園還是一片野地。而太原工學院（今太原理工大學）新址的移村，那時還聞得見周圍青紗帳的莊稼香氣。移村緊連著西郊煤礦，常常看到礦工唱著小曲從校門前走過。夜間有挑著挑子賣醪糟雞蛋的。我們還去了晉祠公園與郊區的雙塔寺公園，在雙塔寺，發生過芳的同班同學的風流事件。太原的氣候更清爽怡人。一九五六年九月中旬我在太原的經曆，甚至使我淡忘了《組織部……》這篇小說。
火車拉響了汽笛，車廂的收音機裏播送著那一周的“每周一歌”節目，是一首湖北民歌：“金扇喲，銀扇喲……咚咚鏘……”（從此我一聽到這個歌就百感交集）也是多情的歌曲。回想著新出的刊物，帶著汾酒的與醬香、大曲香等不同的香氣，懷著終於愛我所愛的對於上蒼的感激，轉著念頭想回京後就提出來與芳結婚的請求，推敲著“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究竟有什麼不妥，鑽過山西境內石太線上的一個又一個山洞，越過一道又一道橋梁，框氣咣當，框氣咣當，夜色壓過來了，正在吞噬一切。我迎接著組織部那個誰也不知是何許人也，誰也不知會碰上什麼事情的年輕人的出世。
我雖然有“童子功”，我雖然早已完全習慣於對一切精神現象作意識形態的分析，我雖然常常勝任地或勉力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文學，小說，詩，對於我，對於你，對於大家和後人，它不完全、不該僅僅是意識形態與思想分析的對象，不能夠僅僅成為傳聲筒，成為觀念的例證。
然而，甚至連我自己當時也有點混淆了文學與工作與現實的差別，小說的寫作使我入了迷，使我自以為這不但是小說，而且富有所謂的現實意義，我曾以為我可以以這篇小說獻給有關的領導機構。
其實，這本應是我的快樂和感動，我的酸楚和失落，我的小小的非常個性化的遐想與話題。和在太原火車站的告別一樣，和穿過千山萬水坐著火車聽車輪的鏗鏘鏗鏘地響一樣，和行進中的滿足與暈眩一樣，這應該是一種生活的滋味，一種莫名的歡欣和失落。這應該是我青春的自信和（荒唐的）天真，愛戀和悔恨，遲疑和獻身，驕傲和流連忘返：就像我的入黨和初戀，即使一遇就準，始終如一——也仍然黃河九曲，風波連天。
《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我的詩。陸文夫不斷地說，王蒙首先是一個詩人。他的話裏也許包含著他認為我不怎麼善於把素材故事化的暗示。然而，許多年了，最重要的寫作的衝動來自對於我的詩情之弦的撥響。小說裏寫道：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這是詩。三輪車夫說不要錢，這是詩。（其實沒有這樣的事，但是有一次我坐三輪到區委，車夫確實表達了對於區委的敬意與擁戴。）與老同誌們交流，這是詩。見到了趙慧文，這更是詩。吃荸薺是詩。吃餛飩是詩。下大雨還是詩。槐花頌是詩。突然出現的“炸丸子開鍋”的小販吆喝也是詩。兒童文學作家劉厚明就注意到了炸丸子的吆喝聲，歎息良久，而且說從“炸丸子開鍋裏”感覺到了王蒙的特點。或許應該是：詩意與平凡，入世與出世，小與大，俗與超脫，有與無，驕傲與謙卑，靈界與人間……
至少，這不是一個直奔主題的小說，後來，在我接受批判的時候，一位小領導批評說“組”裏有許多不必要的描寫，例如，林震與趙慧文長談後，提到廣播節目的變化的文字便屬多餘。我能說什麼呢？
它也是青春小說，與《青春萬歲》一脈相承。青春洋溢著歡唱和自信，也充斥著糊塗與苦惱。青春總是自以為是，有時候還咄咄逼人。青春投身政治，青春也燃燒情感。青春有鬥爭的勇氣，青春也滿是自卑和無奈。青春必然成長，成長又會麵臨失去青春的惆悵。文學是對青春的牽掛，對生活與記憶，對生命與往事的挽留，是對於成長的推延，至少是虛擬中的錯後。是對於老化的拒絕，至少是對於生命曆程的且戰且進，至少要唱著青春萬歲長大變老當然也變得爐火純青。作為同樣的青年，作者對林震二十四個同情，作為幹部，作為已經執政的共產黨黨員，如果是在工作中生活中，作者隻能把林震看作小兒科、愛莫能助，卻又為之長太息以掩涕。林震說什麼黨是心髒，心髒裏不能有塵土，所以黨的機關不能夠有缺點。笑話！這樣的天真爛漫或者幼稚可笑，這樣的十足廢話毫無意義，作者寫的時候未必不明白。然而，這是願望啊，和長生不老，心想事成，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海枯石爛、氣衝霄漢，鋼鐵意誌，牢底坐穿一樣是我們的願望啊。也是我們的審美幻想，審美對象。生活中缺少現實感的東西也許在審美中更加迷人。我們善良，我們天真，我們的願望常常不能實現，因其不能實現就更要寫到小說裏。不是嗎？在病曆上、診斷書上、條例上、操作規程、使用說明書上與法律上寫不進的東西，難道就不能寫在小說裏嗎？小說家言，是不能做操作的數的，是想象與趣味，夢幻與激情的產物，是與現實不完全吻合的果實。也許連果實都談不上，隻是花朵與花蕾，隻是催促花蕾開放的一陣清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