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煙有煙癮，酒有酒癮，毒有毒癮。對於讀過十幾年書的人，有書癮應該是不奇怪的事。自從我唯一的一本書《克魯泡特金自傳》被沒收之後，我便無書可看了。每天十個小時以上的勞動，待到收工的時候已經累趴了，為什麼還要讀書？我想，這就像書讀累了需要活動活動筋骨，筋骨累了大概也需要活動活動腦筋吧！
在一百零八將押進了蘇北利亞以後，書荒便基本舒緩下來，因為他們每個人都帶來了幾本書，江蘇文聯“探求者集團”的陳椿年，更是背了一麻袋過來。血燃冰寫的《右派長恨歌》裏有兩句：“辛酸雙目淚，蕭瑟一肩書”，就是這些右派們的寫照。
一個人擁有的書畢竟有限，有人便想出來相互交換的辦法，這樣可看的書就多起來了。每到收工或者逢十休息的時候，搗鼓換書的活動便活躍起來。這種交換純粹是交換閱讀，但也有人喜歡把事情搞得複雜化。有個姓顧的在換書時總要查看人家書後的標價，如果你的書價比他的便宜，就要你另加一本書作為補償。我覺得這家夥有點“威尼斯商人”的味道，所以從不與他換書。如果有的書你確實喜歡，想據為己有，不管你是用書去換或用錢去買，便都成了真正的“交換”，即“在物的形態上所有權的交換”了。我有一次用兩個窩窩頭換了一本殘缺的英文字典，就屬於這類交換。
一天我偶爾發現一個新來的“二進宮”丟棄的喇叭煙屁股是印了英文字的薄道林紙，經仔細辨認後確定是英文字典。我便對他說：“這本字典燒掉太可惜了，能不能給我？”他說：“我不能白給你，除非拿兩個窩窩頭來換！”那時候兩個窩窩頭相當於一頓午飯。我咬了咬牙，餓了一頓飯，換來了那已被撕掉三分之一的破字典。
有了書之後，又覺得看書的時間實在太少。白天隻有吃午飯的半個小時可資利用，也隻能是一邊吃著一邊看著。通常飯是抬到工地上來吃的，因此書也必須帶到工地才行。我的字典太厚，鼓鼓囊囊的，在早上通過崗哨時容易被查出來。所以我便每天撕幾張帶去，就說是當大便紙用的。讀完之後再疊回去。有時候工地相當遠，如灌南50號地，走一個單趟也得半個多小時。於是有人利用這段時間，邊走路邊看書。甚至還有人把書掛在扁擔上來讀，我就見到陳椿年和錢亮這樣幹過。當然要是給幹部撞見了少不了會挨一頓訓。
晚上“學習”過後，應該還有一點時間看書，尤其是在冬季的漫漫長夜。有人用小藥瓶子做一盞油燈，再偷了監房裏馬燈的油來點上，但隻點了一次便給人彙報了。後來有個聰明人發明了一種蛤蜊油燈，這蛤蜊油是冬天用來搽手防凍瘡的，完全可以通過開大賬（記賬買東西）買到，而且非常之便宜。用破棉絮搓一根燈芯插在蛤蜊油裏，點上火便成了一盞微型小燈。這燈擱在枕頭邊，勉強能照見兩三行字。
有人連蛤蜊油都舍不得買，隻用草紙卷紙媒兒來代替。一個晚上我正準備蒙頭睡覺，忽見斜對麵的鋪位上閃著一道道紅光。我探起身一看，原來是有人在吹紙媒兒看書，每吹一下便看一行。我想這個人實在有辦法，倘使西漢時的匡衡知道有這個辦法，或許用不著去“鑿壁偷光”了，隻可惜那時候蔡倫還沒發明紙呢！
一九六一年底。右派從各個勞改單位調出來，在鄰近大有舍的大有勞改農場成立了右派大隊。因為全是右派，看書的風氣就更濃了。這時候讀書也不必用蛤蜊油燈或吹紙媒兒了，到鎮上買點煤油回來就行了，反正我們隔三差五便要去鎮上挑糞或運糧，再不然趁逢十休息的時候請假去鎮上跑一趟也不難。
頭幾個月確有不少右派回去了，雖然後來無緣無故地踩刹車。實際上刹車的“緣故”還是有的，而且偉大領袖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也講過了，隻是右派們並不知情。因為中國的知情權是分等級的，紅頭文件發到哪一級是有明確規定的，所以不少人仍存有回原單位重操舊業的幻想。於是愛讀書的人不再像過去那樣有書就讀，而是側重於各自的專業。
幾個學文科的如王三中、血燃冰、蕭颯、朱懷真等除繼續閱讀文史外，還專注於國學，常暗自吟詩作賦排遣胸中鬱悶。據說右派改正後，蕭颯和朱懷真都成了詩詞作家，而且在中華詩詞學會上不期而遇了。崔前程、梁農蓀等是數學教師，經常複習數學。還有一個年輕的小學地理老師把中國地理、世界地理全都背得滾瓜爛熟，十幾個人捧著地圖都考他不倒。我想這個人如果回去教中學地理都綽綽有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