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狗捉老鼠，多管閑事”，意思是管不該管的事。捉老鼠是貓的事，狗不應去插手，否則大家都越俎代庖，這世界就亂套了。
可見,“各司其職”這一遊戲規則在中國是早已有之的了。但是我們中國人往往說一套、做一套，“錢賺得不多，事管得不少”的仍大有人在。這些人之所以喜歡管事，並不是因為天生就是勞碌命，或者閑得無聊；也不是從前那個年代常說的“革命覺悟高”，而是腦子裏某種潛意識作怪。他們覺得管了別人的事便證明自己高別人一等了，於是一種莫名其妙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中國的封建製度延續了兩千多年，不論如何改朝換代，等級製度是雷打不動的。如果說英國人的殖民統治靠的是“分而治之”，那麼我們中國人的老傳統就是“等而治之”了。人一旦分出“等”了，高等的管中上等的，中上的管中等的，中等的管中下的，中下的管下等的，這每一等人都有人可管，便都有其自豪感了。
其中等而下之的如阿Ｑ之流既無人可管，似乎自豪不起來了。不過阿Ｑ自言自語“兒子打老子”，也算在精神上爭得了一點自豪感吧！自十九歲被打成右派接著投入勞改之後,我實際上比阿Q還遠不如呢！由於欠缺一點阿Ｑ精神，怎麼也自豪不起來。
勞改分子被勞改隊管是理所當然的事，因此多年來我一直“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後來我期滿了，依法不能再算是勞改分子了，但因為被冠上了“刑滿留場人員”這個雅號，也可能是無以歸“等”，隻好仍舊歸入勞改分子這一等了，就像“摘帽右派”仍歸入右派一類。
勞改期滿了，我“享受”了一次探親假。記得假條是這樣寫的：“茲有××勞改大隊刑滿留場人員××請假回家探親，自×月××日到×月××日止。請沿途軍警予以放行！”這張假條是我的通行證，也是我辦事時唯一拿得出來的證件。
我帶著就要見到父母和姐姐的歡愉心情走去車站買票，賣票的看了看我的假條，沒顧得開票就板起麵孔說：“一路上要老老實實，要服從群眾監督，知道嗎！”這幾句話把我的好心情一掃而光。我嘴上說“是”，心裏想：“幹你屁事？你不就是個賣車票的嗎，真是狗捉老鼠，多管閑事！”
傍晚到了鹽城，捏著假條找了家小旅舍投宿。開票的是個中年女人，她給我前麵的人都安排完了，輪到我，隻瞄了一眼我的假條就說“等一下”。我環顧四周，見角落裏還有幾個人站著，估計也屬於“等一下”的。見沒人排隊了，那女的便領著我們幾個“等一下”的到一間沒有門的大間，說了聲“就這裏”，轉身走了。十幾張板床和竹床橫七豎八地擺著，床上的被子沒整理過而且髒得和勞改犯用的差不離。
半夜裏突然電燈亮了，衝進來五六個凶神惡煞，齊聲吆喝：“全都站起來，把手放背後去，不準動！”一陣搜身、搜行李之後呼嘯而去。拂曉之前，又來了另一批人，其中還有兩個女的。後來知道，這些全是所謂群眾專政隊伍的，據說階級敵人實在太多，派出所忙不過來。
到了上海的家，母親抱著我大哭，還說：“活著就好！活著就好！”我來不及安慰母親，立馬就趕去派出所報到。在派出所被無緣無故地訓斥了一頓，其實也不能算無緣無故，因為刑滿兩個字就是緣故。
第二天居委會的老太太登門了，顯然“敵情”已經到了她那裏。她說是特別為教育我而來的，我隻得站著聆聽她的“教育”，還裝成畢恭畢敬的樣子。“教育”別人大概也是一種享受，老太愈“教育”愈興奮，以致到了欲罷不能的地步。後來大概是實在“教育”得太累了，臨走還說，過兩天再來。
我原先就計劃利用請假的時間到圖書館看書，因為多年勞改，與世隔絕，以致“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為省幾個車票錢，我一早便從家裏往上海圖書館趕。這時候街上的行人還不多，我邊走邊看街景，這街景其實跟我在這裏讀高中時差不多，隻是街心花園裏有許多中老年人在做體操或打太極拳。我奇怪這些人為什麼這樣熱衷於益壽延年？我隻管走我的，自以為不會有人知道我是誰，幸虧我臉上沒打金印。說巧也巧，走著走著，偏偏就碰上一個知道我是誰的女人。這個女的是我高中時的同學，因為她朝我看了一眼，我便叫了她的名字。她在上海教小學，因為當年沒考上大學。她看準了是我，就問：“你從那邊回來了嗎？”這“那邊”兩字顯然是勞改單位的意思。我說：“還沒呢！隻是請了個探親假。”她立馬揮了揮手：“再見！再見！”一下鑽進行人裏去了。對她的“再見”我是有感覺的，如果沒感覺，我便是死人了。
其實這個女同學對我應該是很熟悉的，因為當年她常常找我問功課，尤其是數學。她之所以找我並不是對我有意思，也不是沒有別人可問。而是因為我在班上最小，是被稱為“小赤佬”的，年齡比她小的多。他來找我，別人至少不會有異樣的眼光，因為那時候很少有姐弟戀的事。“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她肯定知道我在大學裏出了事，被抓到“那邊”去了。被抓到“那邊”的人，毫無疑問是危險分子了，像得了艾滋病的，個個避之唯恐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