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孔夫子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話雖不錯，但總的來講是說交朋友要交對自己有好處的，這未免有點功利主義了。一個人不可能沒有朋友，我在勞改隊長達二十二年，也是交了朋友的。不過我交朋友，基本上是不講功利的。談得來的，即便是白丁也會往來；談不來的就算是鴻儒也絕無談笑。然而不講功利並不等於不要謹慎，其實在勞改隊交友，是特別要謹慎而且特別要有策略的。
有些朋友隻能偷偷摸摸、掩人耳目地去交，就像當年做地下工作一樣。愈是有獨立思想、愈是學富五車的朋友就愈要地下化，否則不但害己也會害人。兩個犯政治問題的人（中國的字典裏沒有“政治犯”這個詞），比如說兩個右派，或一個右派和一個“曆反”，切忌走在一起，即便偶然碰到了也隻能“道路以目”，絕對不要交談。因為日後遭人檢舉，追問你們談了些什麼，那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
有些朋友則非但可以堂而皇之地交，甚至家喻戶曉都無所謂。比如大多數刑事犯，他們甚少與政治有牽連，有的人鬥大的字都不識幾個。不過大部分知識分子是不屑與這類人交友的，因為他們講究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這個人少了一點門戶之見，所以不論引車賣漿，甚或雞鳴狗盜之徒都能成為朋友。
另外，右派分子在勞改隊的生存之道就是切忌暴露思想，尤其是在形勢緊張和政治敏感的時期。例如在大躍進之時，在“三年自然災害”之時，在廬山會議之時，在中蘇分歧和發表九評之時，在文化大革命之時。在這種時候暴露你的真實思想，就等於往現行反革命的火坑裏跳。隻有如林昭、遇羅克和張誌新這些準備好了為真理赴死的人才會這樣做，一般凡夫俗子是辦不到的。當然也有些右派本來就沒有什麼思想，他們之所以成了右派完全是被那個“百分之五”害的。
你自己不暴露，勞改幹部尤其是那些管教幹事和指導員們，似乎就一籌莫展了，但是他們還是有辦法的，就是間接地從你的朋友那裏打開缺口。如果你的朋友能夠如實交代，那還算幸運；倘使在刑訊逼供之下來個胡編亂造，你就倒大黴了。
因此管教幹部在整你的材料之前總先要摸清你交了那些朋友。一九六五年，大有勞改農場場部來的叢幹事就是照此辦理的。
場部來的什麼叢幹事找我談話，這事本身就非同小可。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寫到一個人的厄運來臨是從逮捕開始的，在我們這裏恐怕要從談話開始。找你談話一般不會是好事，這至少說明你有問題了，或許是有人揭發你了，或許是別人的事牽扯上你了，再不然便是有什麼蛛絲馬跡被他們懷疑了。但他們不會開門見山地告訴你，總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繞彎子，再慢慢地包抄過來，最後迫你就範。這是他們的一套策略或戰術。倘若找你談話的人比較實事求是，那麼事情最後總能弄清楚。怕就怕遇上一個官迷心竅、一心向上爬的人，這種人會把屁大的事辦成大案，把一句玩笑話搞成現行反革命。叢幹事就是這樣的人，這人投機有方，升官有術，據說“文革”時混到了縣公安局長，“文革”以後怎麼樣，會不會打成“三種人”，就難說了。
叢幹事第一次找我談話時，我根本摸不清是怎麼回事。談完了，他要我寫一份思想彙報。在那個年代寫思想彙報之類就像吃飯睡覺一樣是與生俱來的事。至於自己的思想為什麼要向別人彙報？為什麼要別人來管？沒有人會覺得奇怪，更沒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來。後來到了美國，才發現那裏根本沒有人管，也沒有人有權管你的思想，人家隻有法律，不犯法誰也奈何不了你。
第二次談話，姓叢的便要我把投入勞改以來關係較好、接觸較多的人交代出來。我這時估計肯定是別人的事跟我扯上關係了。我把印象裏有可能出事的人在腦子裏過濾了一遍又一遍，最後猜是老董和老陳，但這兩個人早已遣返回家了，從來沒聯係過。如果把這兩個人寫上去豈不是不打自招嗎？如果不寫上去又不等於做賊心虛嗎？我考慮了一下，做了如下的處理：列出一個十幾人的名單，讓老董老陳一前一後插入其中。這樣我便把球踢回給姓叢的了，看他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