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饒宗頤：我的生活與學術是合一的
饒宗頤：我的生活與學術是合一的
饒宗頤先生是國際漢學界公認的學術泰鬥。趁他前來廣州中山大學參加詹安泰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之便，我采訪了這位蜚聲海內外的國學大師。
饒先生清臒儒雅，談起話來不疾不徐。單從外表，人們很難看出這位略顯單薄的老人身上，竟會蘊藏著這樣巨大的文化創造力。
饒先生著述70多部，論文400餘篇，學問涉及國學的幾乎所有門類，包括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考古學、目錄學、楚辭學、金石學、音樂史、道教史、佛學、古文論、潮州學等。此外，他還精通琴、詩、書、畫，能說英、法、日語，通曉古英文、梵文、希波萊文、波斯文……
在所涉及的學術領域，他都不是淺嚐輒止，泛泛議論，而是蹊徑獨辟，見解深刻，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第一個編著詞學目錄、楚辭書錄；第一個研究《日書》；第一個研究敦煌白畫及寫卷書法；第一個將殷禮與甲骨文聯係研究；第一個提出“海上絲綢之路”概念；第一個編輯《全明詞》……這樣的“第一”，有專家統計，超過了100項。
這些漫無邊際的領域，許多人窮一生功力能做到或做好其中的一項，也足以立身和自傲了，他為什麼竟能達到這樣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境界？
語文是基本
“很多人這麼問，其實我也不知道。”麵對我的好奇，饒先生笑一笑，用流利的普通話回答，“做學問，第一先要把本國的文字搞好，語文是基礎，基礎是最重要的。還有就是興趣。”
饒宗頤字選堂，號固庵，1917年生於廣東潮安縣（現潮州市）的一個大戶人家。他的父親饒鍔兄弟四人，每人都開有錢莊，自己發行錢票，是當時當地不折不扣的首富。饒鍔建有天嘯樓，藏書數萬卷，也是位學者。在父親的影響下，饒宗頤自幼便泡在天嘯樓的萬卷藏書裏。“那麼多書，我整天看，就像孩子在玩。我很早就能寫詩填詞，中國曆史從哪一年到哪一年我都清楚，先後順序不會搞亂。”
從《資治通鑒》到佛經，從老莊到還珠樓主，饒宗頤無書不讀。有一段時間，這位聰穎過人的少年迷戀於武俠小說，甚至自己還寫了一部《後封神榜》，那時他才十三四歲。
“我的基礎16歲之前就打下了。”采訪中，饒先生多次提到“16歲”。事後我查閱資料，才知道16歲那一年，對饒宗頤的確有著不尋常的意義。就在這一年，他的第一篇論文《潮州舊誌考》，發表在顧頡剛先生主編的《禹貢》雜誌上，這標誌著他學術生涯的開始；同年，自幼喪母的他，又失去了父親。父親給他留下產業和一部未完成的書稿。“這兩件事，我隻能做好一件。我把他的學術繼續下來，但是生意就沒辦法管了。”
18歲，饒宗頤完成了父親的遺作《潮州藝文誌》，這部著作震動了當時的中國學界，對後來的地方誌編撰影響深遠。
一生轉折在香港
來到香港並在此定居，是饒宗頤一生的重要轉折。
《潮州藝文誌》被《嶺南大學學報》破例用兩個專號刊出，引起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的注意。於是他聘請這位少年早慧的潮州才子任廣東通誌館的纂修。當時中山大學地方誌的藏書量非常豐富，僅次於北京，在全國占第二位。1938年，饒宗頤又受聘為中山大學的研究員。當時日本入侵，中山大學已遷往雲南。饒宗頤去雲南途經香港，大病了一場，他斟酌猶疑之後，決定還是留下來醫病。
在香港，他遇到了商務印書館前任總經理王雲五和大學者葉恭綽，以後，他幫助王雲五編《中山大辭典》和四角號碼，幫助葉恭綽編《全清詞鈔》，有機會看到大量古文字材料和珍本，視野大開。“我很感謝葉先生和王先生，他們幫了我的忙，我不必再去中大。但實際上，我也幫了他們的忙，幫他們做了許多事。”
1952年，饒先生進入香港大學中文係任教。那以後，他真正進入了國際漢學界，去日本、法國、德國等地參加了一係列學術交流活動，尋訪到大批海外的珍貴材料，並推出了《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等轟動國際學術界的著作。
中國學界有“北錢南饒”的說法，“錢”指錢鍾書，“饒”即饒宗頤。在學貫中西、融古彙今、博學多才、記憶超群方麵，錢、饒的確有共同之處。但是，在饒宗頤頻繁參加國際間學術交流，不斷有新發現新著作的時候，錢鍾書卻正在鹹寧幹校勞動。“錢先生做學問的環境不如我好，我比較幸運。香港是個國際化的都市，說它沒文化，這不對。”
香港對饒宗頤非常重要，他在這裏成就了自己的事業；而對香港來說，饒宗頤也同樣重要，餘秋雨有句話——“香港有了饒宗頤，就不能說是文化沙漠。”
隻上過一年學的“百科全書”
如今，饒宗頤先生在國際漢學界的地位是無人能及的。1962年，他因在甲骨學上的貢獻而獲法國最高學術成就的儒蓮漢學獎。1993年，他獲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學博士學位，這是125年來索邦學院首次授予人文學科博士學位，也是125年來首次授予一個外國人。有人稱他是“中國文史活的百科全書”，有人讚他為“當代最偉大的漢學家”，而流傳最廣的一句話出自一位法國漢學家之口——“饒宗頤先生不僅是法國漢學界的老師，而且是全歐洲漢學界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