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文修 二
為了加強主題的尖銳性，作品在展開陸文婷的“斷裂”這條主線的同時，揉進了薑亞芬夫婦出國這條副線。
“我是個中國人，不敢說有多麼高的政治覺悟，可總還是愛國的，真正希望我的祖國富強起來。”既然如此，為什麼卻要出國去呢？劉學堯在晚宴上的那一番感慨萬千的議論，薑亞芬在機場伴著淚水所寫的那封長信，已經把原因說得很清楚了。那就是，他們深深感到了中年人的苦惱；雖然也相信“黑暗已經過去，光明已經到了”，但是，又感到林彪、“四人幫”所造成的一代人的偏見，絕不是短期內就能改變的，中央的政策來到基層，還要經過千山萬水；他們既懼怕過去的噩夢，又缺乏等待的勇氣。於是，他們出國去了。
對於薑亞芬夫婦的出國，作者是諒解和同情的。這主要表現在作者強調了他們在出國問題上的深刻的內心矛盾，細致而動人地描繪了他們在臨行前所表現出來的對於故土親人的依戀。有的評論者認為，薑亞芬夫婦應該留下，寫他們出國，是不好的。而更多的評論者則認為，既然寫了薑亞芬夫婦的出國，那作者對他們就應該有所批判，而不能“濫施同情”，甚至認為作者為薑亞芬夫婦灑下的同情之淚，不是增強了而是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感情力量。
我很難同意這種批評。
首先，薑亞芬夫婦的出國，是符合人物自身的性格邏輯的。在十年浩劫中，他們受到過磨難。麵對惡意的中傷，無端的誹謗，他們無法像陸文婷那樣以“堅強的毅力抵抗著那些襲來的石子，走著自己生活的路”。他們看到了中年人的苦惱這個普遍的社會問題，又不相信這個問題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今天，能夠很快地得到解決。他們敏感而又脆弱，既沒有堅定的信心，又缺乏等待的耐性。因此，他們終於出國去了。這是人物性格所決定的，怎麼能責怪作者呢？
其次，作者對他們的同情也並非“濫施”。他們是值得同情的。不是因為追求紙醉金迷的生活，而僅僅是因為感到不公平的處境難以改變，自己的抱負無法伸展，他們才忍痛離開祖國的。不錯，他們也許眼光不遠，從個人角度考慮較多。但是，當他們含著眼淚，矛盾而痛苦地離開祖國的時候，隻去責備他們，而不去追究造成他們不得不忍痛出走的種種社會原因，那是公平的嗎？
第三，更重要的是，正因為作者諒解和同情了薑亞芬夫婦，不把責任主要歸結為他們自身，才會引起人們對造成他們出走的種種社會原因的追究和思考，才會從人才外流的現象中，看到這個社會問題的嚴重性。而這，正是作品的主題所需要的。如果作者不是諒解和同情薑亞芬夫婦，而是在否定和批判他們，那麼，在追究他們個人責任的同時，勢必在實際上放鬆了對社會責任的思考，因而也就必然削弱主題的尖銳性。隻要這樣一想，我們便不難理解，作者寫薑亞芬夫婦出國，並且鮮明地表現了對他們的諒解和同情，這並不是削弱了主題，而是加強了主題。作者在這條副線上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傾向，和從陸文婷這條主線上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傾向，是和諧一致的。我們千萬不能把對薑亞芬夫婦的描寫這個屬於藝術欣賞過程中的審美評價問題，變成“中國人今天該不該出國去”這樣一個抽象的議題。離開生活的邏輯，離開主題的需要，離開作品整體的藝術構思，那是無法正確評價某些具體描寫的得失的。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文彙報》在一版頭條報道了我國製冷專家陳廷驤攜眷去美的消息，並且發表了評論員文章：《莫把人才輕拋棄》。報道和評論不是去責備陳廷驤何以不為“四化”留在祖國，而是嚴肅指出了官僚主義的存在，造成了陳廷驤報國無門的困境。報道和評論是從一個特定的角度提出問題的。《人到中年》也是如此。它也是根據主題的需要，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對生活作出自己的評價的。
我以為，《人到中年》關於薑亞芬夫婦的描寫，恰恰表現了作者對生活的獨立思考和真知灼見，表現了恩格斯所強調的那種“藝術家的勇氣”。這是粉碎“四人幫”之後，解放思想、衝破禁區的一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