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唐代廣州對外商貿的繁盛
上節講到，唐初廣州城西即今光塔路一帶形成了外僑的聚居地番坊，這番坊的成因跟當年廣州越來越興盛的對外貿易直接相關，同時跟他們的教主穆罕默德的勸戒也有關：穆罕默德在《可蘭經》中勸戒自己的門徒，應該去中國學習知識。這些穆斯林們既為商貿，也是遵循先知的教導，到廣州來。
據史籍記載，在南朝後，廣州已逐步成為一個對西亞、南亞、南洋各國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當時有成千上萬的外國僑民留居廣州。
南朝後是隋朝，隋朝很短命，隻存在了三十八年，便為唐朝取代。那時候，一直持續不斷地發展的廣州對外貿易可稱盛況空前，前來進行商貿活動的國家和地區比以前大為增加，後來逐漸形成了三大貿易夥伴：一是以三佛齊（室利佛逝）為首東南亞地區，二是以天竺（印度）為首的南亞地區，三是以大食（阿拉伯）為首的阿拉伯地區，其中又以波斯和阿拉伯為大宗，到廣州來的商人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史載唐時的每年夏季，各國商舶就乘著東南季風，裝載香藥、珍珠、琥珀、玳瑁、玻璃、犀角、象牙等名產來到廣州──這是阿拉伯人東方航路的終點。除繳納船舶稅外，舶貨中的龍腦、沉香、丁香、白豆蔻四種由市舶使（管外貿的高官）派人驗明，抽解（繳稅）一成，其他貨物抽解三成（當年繳的是實物稅，即把貨物取去十分之三），然後發還給舶商。等季風期結束，海舶到齊，各國商人就在劃定的市舶區互相貿易。
由於彼此貿易日益繁盛，當時領土包括今馬來半島、爪哇和蘇門答臘全島的三佛齊國曾多次遣使來唐，“鹹亨至開元間，數遣使朝……獻侏儒、僧祗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為折衝，以其王為左威衛大將軍，賜紫袍、金鈿帶，後遣子入獻，詔宴於曲江，宰相會冊封賓義王，授右金吾衛大將軍，還之。”（《新唐書?室利佛逝傳》）可見當時東南亞諸國真是視大唐為上國天朝的。而當年遣使來唐最多的可能是大食國，據《新唐書》和《舊唐書》的統計，從公元651年至公元798年這148年間，遣唐使達37批之多。唐政府規定，從海道來中國的使團，在廣州組織其首領一人，左右隨從二人進京，其他隨從人員則留在廣州待命。阿拉伯作家伊本?塞德?哈沙在其著作《見聞》中，曾講到阿拉伯商人伊本?瓦哈伯受到唐僖宗（874－888在位）接見，並得到很多贈品，然後由唐朝官員護送至廣州回國的事。
廣州是當時南中國的第一大港。番舶東來止此，中國商船則由此揚帆西去，跟海外諸國互通經貿。上麵我們曾提過，德宗時（780－805）的宰相、地理學家賈耽在其《皇華四達記》一書中記錄了當時從廣州出發往海外各國的航程：從廣州、屯門山西行，經海南島東岸九州石和象石，越西沙，穿馬六甲海峽而至阿拉伯重鎮末羅國（今伊拉克巴士拉城），航程為89日；從波斯灣航行到非洲東海岸（有可能即今坦桑尼亞），航程為48日。據統計，當年的“廣州通海夷道”全程達8750海裏（合16205公裏，而地球赤道直徑才是12756公裏），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據阿拉伯人所記，那時中國商船噸位大，以至隻能在波斯灣內水位較深的屍羅夫港裝貨，又由於所載貨物貴重，所以在印度西海岸的故臨國每船要交50迪納爾的關稅，而他國商船才交10至20迪納爾，相當於別國的2.5倍到5倍（《中國印度見聞錄》。迪納爾，伊斯蘭金幣，每枚折合一貫，或說半貫中國銅錢）。而廣州通海夷道這一世界最長航線的紀錄保持了八九百年之久，直至16世紀中葉歐洲人開辟了東方新航道才被打破。
在此順便一提的是，為了模擬和驗證當時廣州的海上絲綢之路，同時為了紀念阿曼著名航海家艾布?阿比達曾於當時乘帆船到達廣州的業跡，1980年，阿曼蘇丹國王卡布斯蘇丹倡議並資助，仿製唐朝古木雙桅三帆船，船上不裝備現代動力設備，全憑季風鼓帆行駛；也不配置科學儀器，全借助羅盤針、牽星術的航行工具判斷方位航行。於當年11月23日，這艘“蘇哈爾”號船乘坐著航海家、海洋生物學家、潛水員、攝影師、醫生等90多人，從阿曼首都馬斯喀特起航，沿著當時大食國到廣州的航線東來。曆時216天，航程6000英裏（合9655公裏），劈波斬浪，於1981年7月20日到達廣州港的洲頭咀碼頭。1990年12月，又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和平號”廣州“絲綢之路”考察船，乘坐30多個國家的50多位專家，從意大利威尼斯港出發，沿著富有傳奇色彩的唐朝古航道前來，曆時108，於1991年2月9日抵達廣州。
總的來說，唐代時嶺南地方的經濟水平和開發程度仍然是相當低下的，嶺南嶺北之間的交往甚少，但對外貿易的興盛則給廣州帶來了空前的繁榮，有學者把這種情況稱之為“嶺南唐風的兩個層麵”。欲知其中詳情，且看下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