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或歸來
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會正確，還是我正確。一一易生《倪僵家庭》
1
二十世紀曙色大作。
中國。北京。在黑暗的最深處，先覺者呼喚，叫喊，掙紮，與舊物相糾纏。青年運動快刀般切入曆史，旋即為黨派力量所左右;自此，勞工大眾代替了知識者，精神為物質所置換，組織淹沒個體，地麵的革命戰勝了書麵的啟蒙…..
西方的各種思潮，同時通過新文化運動的窄門進入中國;有的化作雲煙，有的變作沙泥，其餘的成分則結合了傳統的力量，衍生為主流政治及其意識形態。
政治來源於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由於文化是多元的，政治是一元的，結果為後者所不容。
政治有祺父情結。
在極權主義時代"無為而治"成了一種政治理想。從本質上說，權力是專製的，強暴的;倘要治者"無為"除非因自身衰敗而淪為弱勢集團，否則不會放鬆控製。
新文化運動的勃興，明顯地同弱勢政府的存在有關。
然而，傳統自雖大的。幾千年是一個恒量，它所指稱的實際上不是時間，而是空間，是人類生命原子在當下承受的巨大壓力。傳統是別無選擇的。於是，反傳統成了唯一的選擇。
五四運動是一次集體出走事件。
知識者不甘於做黑暗的附庸和犧牲，也不甘於目睹周圍的昏睡。這是理想主義者的一群，知識父輩稱作"西學"賦予他們以自由的信仰，理性，叛逆的勇氣和熱情。他們必須起來，走開，遠離了奴隸生活，那充滿血腥和朽腐氣味的"鐵屋子"。
在古老的語碼中，找不到任何足以描述一個覺醒時代的對應物。閃電並非來自雲層。那是普羅米修斯之火，是盜來的光耀，娜拉超越了倫理的意義而成為中國現代的象征。
2
時代的情感內容不容摸視。
關於曆史，社會，製度，學者可以拿出事先製做好的各種工具去計量，劃分，考證，用邏輯的語言作出各種判斷，唯獨可以不必理會人類的情緒。情緒是一種充盈的液體，它比僵硬的教條，周密的計劃，蒙了麵具的戲劇更真實，更富於變化。古人采風，就是采情緒。但當民怨沸騰，便可以感知社會的崩潰;此時，有關政治安定的結論，無論如何的言之鑿鑿，都不足為據。
集體情緒比集體意識更敏銳地預告著時代的到來。
五四的典型情緒:懷疑與憤怒。
據此，我們說五四時代是革命的時代。
與其說，激進主義是一種信念，一種立場，一種思想一一實踐方式，毋寧說是一種特定的情感形式。
由於曆史環境的差異，激進主義既可以成為左翼，也可以成為右翼，其表現內容或有很大的不同。中國新文化運動被稱為激進主義，其實並非誣枉;隻是它既不同於此前的英國激進派和法國激進黨，也不同於此後的德國法西斯，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它尚未超出文化的範疇，是精神上的反叛行動。這批文化革命的先驅，力圖顛覆個人-民族的奴隸地位，所以不可能不是激進的。
易卡生被斯特林堡稱為"歐洲的最憤怒的人"。他在戲劇《布朗德》中，借主人公宣說一種哲學全有或全無"恰如另一位懷疑論者克爾凱郭爾的命題..非此即彼"。倘要"整體革命"便要激進主義。
真正革命的行動主義者，決不會平和地講說"客觀"和"克製"除非場外的學者。在一個奴役的國度裏，即使人道主義，也會被目為"過激"的。場外與場內不同。場內總是傾斜的，旋轉的，滿布飛揚的沙粒。
激進主義沒有明確的邊界，它是相對的。譬如，相對於陳獨秀，相對於魯迅，胡適可以說是保守主義者或溫和主義者了罷?然而，他的那些提倡"白話"的文字，在林琴南北京各校學生在天們看來便是激進得可以;又如鼓吹"人權"的文字，在政府安門廣場集會。那裏，其激進則已到了必須製裁的地步。正因為語意模糊，學者便常常借批評"激進主義而唾棄五四的內核。
胡適在推進新文化運動時，可謂"去誌已決但在檢討自己的曆史時，仍然不無慚愧地說，自己的態度太和平了，如果按照他的態度做去，而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探討與嚐試。
有學者批判五四的激進主義，危言其危害之烈，居然延及"文革"。作為曆史性事件文革"的構成，遠比五四運動為複雜。說到激進主義，既有紅衛兵的自下而上式的，也有權力者的自上而下式的未可一概而論。即說紅衛兵的激進主義，也不是清一色的。應當承認，其對官僚體製的衝決，自有五四的血脈在。可是，六十年代的革命模仿者，他們的暴力行為，卻多的是最古典最保守的流氓主義;從口號到實踐，山呼萬歲誓死捍衛明顯是封建時代正統意識形態的產物。而這些，與五四運動並無相近之處。
陳獨秀 (1879-1942) ，安徽懷寧人。早年留學日本， 1915年起主編《新青年~ , 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 L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 1921年 7月 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被選為總書記， 1927年 7月被撤， 1929年被開除黨籍。 1932年被國民黨政府逮捕， 1937年出獄。 1942年病故於四川江津。著有《獨秀文存》等。
激進主義於是有了最後的分野:它是奴役的?抑或是解放的?
本世紀的第七個年頭，一個留學青年在荒島上呼喊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 "
十年後，終於出現了《新青年》的一群!
在人類思想解放運動中，作為戰士，大約總是成群地產生的。文藝複興時期的佛羅倫薩，沙俄時期的彼得堡，流亡的法蘭克福學派，塞納河左岸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是圍攏著，用熱血和理智點燃了一堆又一堆篝火。如果失去它們的照引，人類不會跋涉到黎明的河邊，而將長久地在蒙昧中匍匍……
分裂是偉大的，也是悲哀的。
新文化運動的分化太早，太迅速，其實它是被迫中斷的，未完成的。現代啟蒙精神的淪亡，雖或同社會矛盾的激化有關，而知識分子集體人格的先天缺失，則幾乎是致命的。
陳獨秀們向左轉，擎起政黨的大旗;胡適們向右轉，徐徐踱進研究室，由學者而政客還是後來的事情;周作人們從叛徒到隱士，從此追遙起來……經過一場惡鬥，結果戰士風流雲散，惟餘一片舊戰場……
獨有魯迅一人，肩負黑暗與虛空，繼續作唐吉詞德式的戰鬥。
魯迅不是一個人而來，
但是他是一個人留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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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啟蒙，康德有一個經典的說法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所謂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對運用自己的理智就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通過勇氣和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要敢於認識!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勇氣來自激情。在這裏，正是激情與理性，鑄就了啟蒙思想者手中的雙刃劍。
啟蒙首先是反叛，決裂，掃蕩，是部分到整體的破壞;建設是隨之而來的，是破壞的必然。五四思想者群有兩個口號，一個是"打倒孔家店再一個是"全盤西化都是對傳統文化一社會結構的徹底性顛覆。
價值重估。偶像破壞。沒有神聖之物 O尼采、易卡生等名噪一時，與其說是新偶像，毋寧說是精神領袖，現實中的文化英雄。正是他們，引領一代青年知識者走向新的自我。個性解放的結果導向多中心主義。多中心即元中心。不必說盛行一時的虛無主義一無政府主義，即說蔡元培式的兼容並包，其實也是無中心。曆史上任何啟蒙思想運動，都是對"中心"的解構。
嚴複譯述的《天演論>.是辛亥一五四一代人的"聖經"。雖然，至今有學者指當年的"進化論"如何錯誤，但是正是這"錯誤..成了中國現代曆史的先導。
五四啟蒙戰士，動蕩的知識者群，從來不曾考慮把"破壞"和"建設"分開，一如後來的學者。他們創辦了許許多多社團，刊物，載運生氣勃勃的思想<新青年>.<新潮L<新女性L<狂飄L<洪水L<莽原L<貢獻 L<創造>;還有《晨曦 L<太陽>;還有《少年中國 L<淺草 L<未名》和《語絲》…?全是新的，力的，夢的，光明的和前進的。知識者深信，未來在他們後麵。他們勇於充當開路的先鋒。
別爾嘉耶夫指出，在俄國"理性也將與德國的大炮、地球儀一起從國外進口，舍此別元他途。"中國亦然。
世界主義戰勝民主主義。
激進主義戰勝保守主義。
五四太旗書寫著兩個新鮮的語詞:民主與科學。
這就是有名的德先生和賽先生。雖然在西方，它們已經流行了數百年。
在這裏，民主與科學是一種精神，而且隻能是一種精神。不能說精神不是重要的。正是這精神，把五四的一代同以"洋務派"為代表的清末一代區分開來。它表明，中國已經開始掙破"中體西用"的緊身衣，跨越唯重器物的階段，而有可能進入照耀著理性之光的縱深地帶。
科學作為一個口號，是在五四的濃厚的人文空氣裏產生的;一旦空氣流失，所謂科學理性，就會被民族化為宋代的新儒學一樣的扼殺人性和創造力的東西。而技術主義，不過是唯理性主義的一種物質形態而已。民主也一樣。如果民主不是首先意味著民主精神，它便永遠是"大多數"的代名詞。即使名義上已經"共和議會政治代替了君主立憲，最後也將逃不出極權的領袖和善變的政客的玩弄。中國的傳統，由來是借眾淩寡的少數派"根本得不到保護。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三結合群眾專政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實，有一個叫"十六條"的白皮書寫道要保護少數。"試看除了意在起用有數的幾個信臣，還有什麼"少數"曾經被"保護"過?
精神大於物質。
物質是具體的，為精神所包容，所滲透，所改變。其實，精神也是物質，一種異質性物質。古代把"五行"一一金木水火土一一看作"生化之源"精神當是第六元素。在現代，沒有民主精神和科學精神的參與現代化"的生命源泉一一現代性一一就有可能枯竭。
李大釗( 1889 1927) ，字守常，直隸樂亭(今屬河北)人。早年留日， 191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參與編輯《新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及蘇俄革命，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 1927年 4月被奉係軍閥張作霖逮捕，殺害於北京。
魯迅 (1881-1936) ，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早年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後，曾在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職，並在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授課。 1926年南下廈門、廣州任大學教職， 1927年 10月赴上海定居，專事寫作。其間，曾加入多個自由進步團體，於 1936年 10月病逝。著有《魯迅全集》等。
然而，作為精神的、觀念的民主與科學，畢竟缺乏社會的強大的物質基礎，失去自由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的依托，所以五四過後娜拉走後怎樣"也就必然成為麵臨的一個象征性的問題。
曆史的悖論。
三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中期思想知識界雖先後發動兩次被命名為"新啟蒙"的運動，但都旋即銷聲匿跡了。無論時間的長度，還是震蕩的幅度，都無法與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相比擬。作為一次思想啟蒙運動，後者雖然夭折了，但是，它仍然以"破壞主義"的革命姿態，和所揭示的係列重大的文化命題，成為中國知識界乃至全社會的發掘不盡的精神資源。
三十年代的"新啟蒙從思想到組織，都受製於一定的黨派性。救亡不是必然地壓倒啟蒙的。魯迅就是在救亡聲中堅持啟蒙的例子。在麵臨"亡黨亡國"的危難時刻，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要不要做奴隸?做誰的奴隸?是不是做本國人的奴隸就比做外國人的奴隸為好?在著名的"兩個口號"的論爭中，魯迅所以不畏"破壞統一戰線"的罪名，讚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化"的口號，其實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堅守五四的啟蒙立場。然而，他的聲音很快就被一陣噪音淹沒了。
及至八十年代，出版過一種名為《新啟蒙》的刊物，但當壓力一來，就立即停頓了。隨著環境的遷流新啟蒙"人物也便漸漸以"國學大師"的麵貌出現。刊年譜，印日記，翻故紙，弄古董，功成名就，誌得意滿，乃至譏評起從前的啟蒙者的激進傾向來。奇怪的是，有學者居然為之鼓吹，把這樣一種複古主義一保守主義行為稱為"另一種啟蒙"。啟蒙學者是戰鬥的學者，十足的"刺猜"。
大約戰士與學者是很難統合的，甚至天然地處於對立的狀態。學者一旦批評起來，勢必打破高貴的寧靜，所以為保守計，首先便須過濾激情。激情是"學理"的死敵。對學者來說，雷池就是雷池"學術規範"是不能跨越的。
據說，標準學者是"為學術而學術"的，正如標準文藝家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但是，在啟蒙時期，卻兒乎沒有哪一個知識者不是"為人生"的，雖則打著學術和藝術的旗子。
啟蒙運動的落潮，乃從知識者自身的蛻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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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從產生之日始，便遭由f;甚至連革命者後來也都回過臉去，跟著痛罵起來。流亡者梁啟超，這樣講說革命的惡果"革命隻能產生革命，決不能產出改良政治。" u文學革命"的旗手之一，啟蒙主義者胡適說"我們很誠懇地宣言:中國今日需要的，不劇E用暴力專製而製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懸空捏造革命對象因而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
九十年代複有著名學者聯抉登台，宣稱"告別革命"
一一革命到底是什麼呢?
魯迅說"人被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又說人怕也有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當被壓迫者起而維護自己的生存權，而又遭到阻遏時，革命便成了自然的選擇。所謂"逼上梁山..革命的情勢其實早經曆史安排停當，說到底並非出於革命家的蓄意的宣傳。
革命倘能和平進行是好的，可惜不能。革命往往免不了汙穢和血。然而，真正的革命者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真正成功的革命，也就隻能以最小的本錢換取最大的利息。至於連本錢也無須支付的便宜買賣，無論如何鼓吹，史書上是不見紀錄的。在今日的中國學者看來，英國政體恐怕是最穩重最具風度的政體了罷?其底座仍然混有昨夜的血漬!
"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革命以必要的犧牲表達社會正義，而在實質上，它是敬畏生命的。在這裏，生命是複數，也是單數。當革命同生命個體發生關係時，它應當成為個人主義一自由主義的守護神;但同人類群體聯係起來時，它就是人道主義的偉大的母親。
既有革命，必有反革命，亦有偽革命。魯迅指出，中國有一個革命黨，就是靠造反起家的"阿Q黨"。但是，國人對此竟毫無反應。
革命革命，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
法國太革命乃是革命的經典之作。
對於法國大革命中使用暴力，曆來褒貶不一。有一個美國人摩爾，寫了一本很著名的書，極力為之辯護。他指出，革命是隨著貴族的攻勢開始，而在發展過程中變得越來越激進的。當時的立憲議會，一群在起義中被挽救的執法者，在舊製度走向滅亡的重大時刻，確曾頒布過一些法令，實行公開選舉，廢除個人的封建租金義務，廢除官職出售，以及禁止"什一稅..等等;但所以這些，都是在手槍的威逼下，在普遍的政治動亂的情況下采取行動的。摩爾說"如果我們不顧當時的背景，用統治階級願意作出讓步這一現象來證明革命激進主義是不必要的，那麼，我們就會對當時的形勢作出完全錯誤的判斷。"他認為"用暴力摧毀舊秩序，是法國走上民主製漫長道路的決定性的一步。"針對把暴力與專製並論的陳腐看法，他進而指出，暴力的積極作用不容低估，整個西方民主道路的起點就是暴力革命。
托克維爾在其名著《舊製度與大革命》中揭示了一個被掩蓋了的曆史鏡麵:被人們普遍攻擊的大革命的種種劣跡，其實是舊製度的遺產。於是，一個突出的問題被提了出來:人們為什麼會如此偏袒舊製度而竟不加以譴責?
某一種理論被概括為味斷革製告"。革命到底有沒有本質的規定性?有沒有一定的範疇?倘若有，它可以是無限擴展的嗎?
在魯迅那裏，革命的邊界是清楚的，有限的。 1927年，當他帶著夢幻來到被稱作"革命的策源地"的廣州以後，相當集中地發表了一些有關革命和革命文學的言論。他認為，"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革命就是"變換現代社會底狀態"無論暴力與非暴力，倘一味維持現狀，便不能稱作"革命"。相應地，這時候的文學，隨之頌揚新政權"奉旨革命"甚至在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都不能稱作"革命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