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異邦人
經曆過文革的人，沒有不知道自求恩的名字的。在規定"夭夭讀"的著名的"老三篇"中，這是一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革命聖徒，眾人學習的典範。但是，作為西方知識分子，白求恩身上固有的個人主義的特質被掩蔽了。應當看到，這種個人主義與革命理想是有密切聯係的，然而也有衝突，並因此蒙上悲劇性的陰影。
白求恩 1938年離開溫哥華前往中國，據介紹，與他同一位他昵稱"小種馬"的女友，左派藝術家瑪麗安?斯科特的戀情有關。不過，從他動身時寫給斯科特的短簡看，當時肯定受了斯諾的《西行漫記》、史沫特萊的《紅軍長征》、伯特倫的《中國第一幕》一類書籍的誘惑，畢竟他是一個富於政治激情的人。此前，曾經作為加拿大醫療小組負責人，他參加過西班牙內戰。同英國作家奧威爾一樣，由於政治身份
遭到西班牙當局的懷疑，行動受到監控，結果提前被召回國。從此，奧威爾脫離了實際鬥爭，致力於寫作反麵烏托邦作品。而白求恩，對於革命，依然充滿著一個烏托邦主義者的幻想的和惰，而且勇於孤身前往。在延安，外國專家很少。白求恩的到來理應受到當局的禮遇，僅每月發給他的津貼便相當可觀。然而他謝絕了。以下是他寫給"軍事指揮部聶將軍處"的相關的信:
親愛的同誌:
今天晚上我收到了林大夫帶給我的 301元錢。這筆錢中的 100元好像是付給我的個人津貼，另外的 102.20元似乎是用來償還我在藥品上的墊支，而剩下的 90 .80元似乎是用來支付我在紗布和藥棉上的開銷。關於這第一項 100元，我在8月 12日發給延安軍事委員會的電報中已經表示過拒絕接受並且建議將它用做傷員們的煙草專款。我在此隻想重複這一提議。關於其他的兩項，首先，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藥品上墊付過那筆錢;至於花在紗布和藥棉上的 98.80元錢中，隻有 70元是經我的手花出的，剩下的部分則是由布朗大夫支付的。我經手
的這筆錢在 6月 6日離開嵐縣前往五台之前已經由蔣大夫給過我，所以它並不是我自己的錢，而是八路軍醫療隊的。這筆錢的收條早已經寄給延安的首長了。
其它的醫生每月隻有1元的津貼，而聶將軍本人每月的津貼也隻有"可觀的" 5元，在這種情況下，讓我接收每月 100元的津貼是不可思議的。
另外，因為我需要的所有東西都是免費提供給我的，錢對我沒有任何用處。
諾爾曼?白求恩
（1890-1939) ，加拿大共產黨員，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著名胸外科醫師 o青年時代，當過輪船侍者、伐木工、小學教員、記者。 1916年畢業於多倫多大學醫學院，獲學士學位。 1922年被錄取為英國皇家外科醫學會會員。 1933年被聘為加拿大聯邦和地方政府衛生部門的顧問。 1935年被選為美國胸外科學會會員、理事。 1938年前來中國，援助抗日戰爭，輾轉戰地，救死扶傷，後因手術中被細菌感染轉為敗血症醫治無效，意外去世。
致同誌似的敬禮!白求恩
這種對金錢的態度，令人想起中國的另一位革命者的名言"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而今，一代古典共產主義者隨風遠去，難尋蹤跡，令人唏噓。
在惡劣的戰爭環境中，白求恩隨部隊輾轉於荒涼的大西北，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用他的話說，過的完全是"高強度的生活"。他在 1939年8月 15日寫了兩封信，一生中最後的兩封長信。其中一封給加拿大的黨組織，另一封給一位未明身份的關係密切的"朋友和同誌"。在私人通信裏，他偶爾述及 1938年一年，其實不到一年的工作量"去年我共行軍3165英裏，其中有400英裏是徒步穿行於山西、陝西和河北蘭省。我共做了 762個手術，檢查了 1200名傷員。我還重組了部隊的衛生係統，寫作和翻譯了三本教科書，建立了一所醫療培訓學校。"這是一組驚人的數字。如此繁重的工作，卓著的效績，不要說一個人，就算一個小分隊也難以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
像這樣一個忘我工作，毫不講究物質生活，從不計較個人酬勞，卻又擁有一門專長技術可資利用的人，怎能不受革命的歡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