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麵臨著如此惡化的社會環境，但大唐帝國仍然有機會，隻不過，無論是僖宗還是昭宗，他們都錯過了這個機會。
這個機會，就在沙陀軍事將領李克用身上。
如前所述，諸藩鎮或是原有的官兵，或是投降的賊寇，隻有李克用是從邊境調入的少數民族軍隊。相比於國內諸藩鎮，沙陀人對中原文化較為生疏。實際上，李克用是從儒家的書本上了解中原的，而儒家的書本，向以仁義為核心。結果事情搞到最後，諸藩鎮之中，隻有李克用這個外國人還保留了儒家文化的印痕，而其他人，隻把書本當成哄呆子的廢紙。
或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在作祟，盡管李克用將食人狂魔黃巢剿殺殆淨，又曾解救過昭宗的危局。可是昭宗卻對李克用心懷忌憚，不敢將自己托付給他，結果錯失了最後挽救大唐的機會。而事實上，正如我們所知，當李克用百戰身死之後，其子李存勖承襲家業，卻仍然采用了大唐的國號。這表明，沙陀人真的被儒家書本感化了，他們一直在懷祭大唐。
假若懿宗或昭宗能夠稍有眼光，選擇沙陀人李克用，讓他承擔起替皇權護法的工作，不排除曆史被重新拉回到肅宗李亨時代的可能，盡管終究無法改變帝國的毀滅，但垂死掙紮幾下，這卻是很刺激的——然而曆史不能假設，因為人性無法改變，所有的假設都是基於違背人性的構設上。說到底，所謂曆史的規律，不過是人性的規律，人性規律如此，曆史也因此被注定了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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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一下唐宗室所麵對的這些敵人，李克用比諸藩鎮可靠，諸藩鎮比朱溫可靠，朱溫比皇帝身邊的太監可靠。而昭宗最後的選擇，卻是帶著太監走入了朱溫的軍營，他選擇了最不應該選擇的路，正如大唐開國之初，李淵選擇了最不應該選擇的一樣。不是昭宗有多蠢，也不是李淵有多麼的聰明，他們隻是人性規律中的兩個必然步驟，由此而及彼，如此而已。
當大唐帝國的汩汩塵風就此沉寂，我們於曆史之中解讀出皇權的本質邏輯就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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